论《治安管理处罚法》在立法技术上的改进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出台使我国立法上了一个新的台阶,然而,该法并没有对立法技术问题作出专门规定,这便导致我国一系列行政法文件在立法技术上存在缺陷,进而不同程度地降低了法律文件的质量。《治安管理处罚法》作为一部重要的行政法文件在立法技术上较《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大有改进,主要表现在:合理处理与相邻法的关系;适当处置立法授权;酌情控制法规援用;严格规范法律用语;准确厘定调整对象;相对周延规制主体;明确框定裁量幅度;分层设置程序规则;全面拓宽救济路径。     

论青少年知法、守法和用法的辩证关系

青少年主体行为控制必须履行法治原则。青少年主体知法、守法和用法的辩证统一 ,能为其形成良好的行为控制创造积极的条件 ,并促进良好社会秩序的建立。     

寻求“中道”——儒家之法的精神及其普世价值

中国古代法是儒家之法。仁学“中道”思想是儒家学说之“道统”,亦是儒家之法的“法统”。仁学“中道”的法思想主要体现在“中正”、“中和”、“时中与权”三个方面,原始儒家在论析与处理德与刑、父子相隐与不隐于亲、人与法、讼与无讼等问题上都很好地运用了“中道”的思想与方法。在当今“全球性的战国时代”,儒家仁学“中道”思想仍有其普世价值,必将随中华民族的复兴而走向世界,在处理国际关系和制定国际法则中显示其积极的价值和作用。     

无效合同的诉讼时效问题刍议

我国法律对于主张合同无效的权利没有作出时间上的限制 ,本文从无效合同及诉讼时效制度功能权衡、请求确认合同无效的权利性质及其与诉讼时效的适用范围的关系来论证了请求法院确认合同无效的权利应受诉讼时效的限制。     

“九七”前后香港政党政治发展分析

在20世纪80年代前,由于英国对香港实施殖民地式统治,香港并没有类似西方国家盛行的民主政治,因此没有政党政治的存在。80年代以后,随着代议政制的推行,香港出现了政党政治。"九七"香港回归后,"一国两制"为香港的政党政治的发展提供了更大的政治空间,使香港的政党政治发展逐步趋向成熟。     

论“死法”

立法者基于政治精英的功利观念,凭借对话语权和立法权的垄断,意图将精英群体的理性和逻辑转化为社会规范.但是,由于国家理性本身的非完美性,以及国家因身兼立法、管理两职的角色冲突,加之人类本性的非理性、非逻辑因素,立法者的理想化设计往往遭到现实无情的否定,诸多逻辑化的法律成为空具形式的"死法".死法"最严重的恶果并非在于不被遵守,而在于不被信仰.法律丧失了应有的指引、评价功能,合法与非法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人们不再以法律为标准进行逻辑思考来预测自己的行为后果,而是诉诸与国家博弈的实践经验."死法"个别化的复活又助长了权力寻租的产生.     

港、澳、珠三角地区的区际法律冲突及其协调

港、澳、珠江三角洲地区之间的区际法律冲突,是指19世纪40年代以后,在我国因为三地之间各自法律规定的不同,从而产生法律适用上的冲突。这种区际法律冲突具有与目前国际社会的国际法律冲突,和其他国家的区际法律冲突,以及我国国内的其他法律冲突,都不尽相同的特点。“一国两制”原则和有利于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原则是协调港、澳、珠江三角洲地区区际法律冲突时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而由各法域协商制定统一的区际冲突法典来进行协调,应该是目前我国协调解决港、澳、珠三角地区区际法律冲突的较切实可行、同时也是行之有效的途径。     

建立我国刑事速审权制度的思考

速审权作为一项重要的诉讼权利,体现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要求,在我国存在适用的法律空间。然而,我国诉讼拖延问题严重,且当被追诉人遭受诉讼拖延时没有相应的救济措施,因此在我国确立被追诉人速审权尤为必要。我国可以在法律上明确赋予被追诉人速审权,并规定相关的制度来保障速审权的实现。迅速审判要求刑事诉讼程序的进行,必须摒弃一切不必要和不正当的耽搁,但同时也并不意味着为求速而草率从事,甚至违反刑事诉讼程序而从速。     

公诉环节风险评估预警机制的科学构建

公诉环节风险评估预警机制对于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稳定、促进和谐具有重要意义。公诉环节风险评估机制具有容纳冲突、预测风险等内在价值,通过明确和规范其适用程序、责任追究机制及完善内处部门协调联动机制、加强释法说理等工作可以构建科学、合理的公诉环节风险评估预警机制。     

从所有权法向物权法的转型——以“《俄罗斯联邦民法典》完善计划”为向度

自"前苏联解体"20多年以来,俄罗斯物权立法逐渐摆脱计划经济时代的物权观念,不断地向着传统物权法的类型与体系回归。通过渐次的多级转换,俄罗斯物权立法从"所有权中心主义的物权立法"向"他物权日益凸显的物权立法"转化。近年来通过"《俄罗斯联邦民法典》完善计划"的实施使之具有了与大陆法系之德国法传统的物权法相类似的体系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