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选择的逻辑——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的演变

运用戴维斯和诺斯有关制度变迁的理论,结合我国的公共行政实践,构建了一个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变迁的解释框架,并且利用这一解释框架提供的视角,对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制度变迁过程中的逻辑进行分析.认为,在食品安全体制的演变过程中,制度变迁的收益与成本的考量是其背后的支配性因素,制度环境所提供的机遇窗口使制度变革得以可能,外部性与部门机会主义行为是制度变革的主要关注点,而路径依赖是制度变革的重要约束力量. 可以预期,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的未来演变方向,将是制定更加完善的食品安全法律规范体系,更加清晰地界定监管部门之间的权责配置,从而降低监管的外部性;将监管权限恰当集中,减少监管部门的数量,从而降低协调的成本,尽量避免机会主义行为;建立起更加强势的部门间协调机构,甚至在国家层面设立专门的食品安全委员会;引入政府之外的力量,比如行业协会、消费者权益保护团体以及其他的一些民间团体,建立起所谓的"火警"机制,以补充由政府主导的食品安全监管体制.     

新加坡网络内容管理的经验及启示

新加坡作为世界网络互联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在网络内容管理方面采取“三管齐下”的方针,一是实施轻触式管理制度,二是鼓励行业自律,三是加强公众教育,提高网络安全意识。近年来,随着网络应用的日益广泛,新加坡出台了《分类许可证制度》、《互联网操作规则》和《垃圾邮件控制法案》等政策法规以完善其网络管理。新加坡网络内容管理既实行严格的法律制度,也实行价值观宣传等柔性管理政策。新加坡相关政策的制定不仅符合其本国历史文化及发展实践,还随着网络的广泛应用以及政府的重视而日益完善,其成功经验值得学习和借鉴。     

进一步推进新时期安置帮教工作的对策探索

在当前条件下,刑释解教人员的构成、特点以及回归社会后的地位、环境、心态等较之以前发生了一系列深层次的变化,如何做好刑释解教人员的安置帮教工作是我们亟待解决的问题。笔者认为,新时期条件下的安置帮教工作应逐步走社会化、市场化、法制化的道路。     

商标反向假冒的法理分析及其法律规制

反向假冒相对于正向假冒更加隐蔽,危害更大。法律调整商标反向假冒行为有正当的法理基础,对该行为的规制应结合其性质进行,我国《商标法》对反向假冒的规定也应进行扩张解释。     

政府对新闻自由管制标准管窥

新闻自由与政府管制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 ,没有政府管制的新闻自由会导致对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侵害 ;没有新闻自由的政府管制会导致专制与独裁。对新闻自由的管制 ,最重要的是确定管制标准。美国的新闻自由管制标准主要有“明显且即刻危险原则”和“逐案权衡原则”。我国宜在区分“公言论”与“私言论”的基础上 ,分别借鉴“明显且即刻危险原则”和“逐案权衡原则”确立对新闻自由管制的标准。     

欧共体班轮公会豁免规则及其最新发展

采用法条注释、评论以及比较的研究方法对第4056/86号规则的内容、审查直至其最终被废止的过程进行阐述,认为对航运竞争的调节应该通过市场进行,班轮公会享有的豁免特权也应该终止,欧共体的立法进程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对我国正在制定的航运法有诸多借鉴之处。     

南北产业内贸易实证分析——以中欧制造业为例

随着国际分工的不断深化,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日益显现出产业内贸易的经济特征.需求的多样化、生产的比较优势与新型的贸易结构等是产业内贸易大发展的主要动因,发展中国家应充分把握有利时机,改善贸易条件,提升产业结构,并最终提高获益水平.     

混合型监管：政策工具视野下的中国药品安全监管

在当代中国,社会性监管正在被越来越多地运用到公共卫生、生产安全和环境保护等公共治理过程.以药品安全监管为个案,结合西方社会性监管的有关理论,从建章立制、设立标准、建立奖惩机制以及优化执行系统四个政策工具角度,对当代中国药品安全监管的政策过程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由于受到社会治理模式转型的影响,中国药品安全监管模式可以被界定为"混合型监管".一方面,中国的药品安全监管政策在形式上已经具有了一些现代监管型政府的特点,例如建章立制、设立标准,并综合运用经济、法律和行政等手段;另一方面,却在许多方面仍然带有许多前监管型政府特征,而这些特征大都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虽然监管型政府正在逐渐取代全能型政府而成为未来中国政府可能的治理模式,但是从政策分析的角度来看,监管型政府的建设在中国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建设一个高效的现代监管型政府,仍然是市场经济时代下中国国家政权建设过程中的重要目标.     

企业政治行为对管制动态均衡的隐蔽性影响

随着现代管制理论和管制实践的不断发展,研究管制均衡的动态性变化和企业影响管制均衡的隐蔽性行为,对于提高政府管制政策的合理性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这些隐蔽性行为处在合法性的边缘或是范围以内,在实践中也越来越多地被企业所运用.从管制过程中的三个利益相关者--消费者、企业和政府之间的现实关系、各自追求不同的目标和相互作用入手,运用Stigle-Peltzman的管制均衡模型研究了政府管制机制从初始设计到现实执行结果之间的演变轨迹,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对该模型进一步的推理分析和案例研究得出结论,企业运用政治行为对管制动态均衡进行隐蔽性影响,使其向有利于自身的方向发生动态的偏离,从而获取超额利润的机制和作用方式.主要有:利用管制政策的相对静态性,通过隐蔽信息产生管制错位;削弱消费者的影响力,改变政府边际效用替代率.进一步阐述了管制错位和政府失灵的经济学机理,对现有的管制理论和企业政治行为理论进行了拓展,这对提高经济转型时期的我国政府管制政策的合理性具有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