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有局限的推出型信息公开法

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属于注重主动公开的推出型的信息公开立法。该型立法得益于我国二十多年来的政务公开实践以及改善后的信息流通环境。但不可否认的是,我国《条例》的主动公开程度受到有缺限的依申请公开机制、宽泛和模糊的例外规定以及最大化公开原则缺省等多种因素的制约。     

美国高校信息公开研究

美国在信息公开立法和实践均走在世界前列,高校信息公开也不例外。美国高校有关信息公开的法律涉及联邦法、州法、高校规章制度和法院判例。原则上公立高校及其内部机构都适用信息公开法律;区分一般信息、涉及个人隐私的信息以及与高校特殊性质有关的高校自治和同行评议等学术信息,公开的属性、对象和方式均不相同。我国高校信息公开应当借鉴美国经验。     

论个人信息的行政法保护

行政主体收集、处理和利用个人信息是一种行政事实行为。我国应尽快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明确信息主体有权要求行政机关不能随意处理个人信息,公开对其个人信息的收集和利用,规定个人信息保护的范围、原则、监督和救济制度。利益衡量是目前协调个人信息保护与行政信息公开的适当方法。     

DNA数据库比对技术在刑事侦查中运用的合宪性问题

DNA数据库比对技术实质上是基因检测技术和大数据处理技术相结合的产物。DNA数据库比对技术可以精确锁定犯罪嫌疑人,由于其强大的证明能力而被广泛地运用于刑事侦查,各国都积极推动DNA数据库的建立。DNA数据库比对技术在维护了社会安全的同时也对公民基因隐私构成极大威胁。如何在技术的运用和隐私权保障之间做出更好的平衡,是DNA比对技术的合宪性争议的中心。廓清了合宪性问题,我们才可以更好地制定相关法律,消弭合宪性问题,在保障公民隐私权的同时也更好地维护社会安全。     

强化图书馆信息素养教育

知识经济时代,图书馆信息素养教育不仅关系到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方向和美好前景,而且在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中有着它独特的重要意义。创办信息文化中心,为社会公众进行信息素养教育服务,是图书馆的重要职责之一。     

电子政务语境下公务员信息素养及其培养探析

在信息化、网络化突飞猛进的今天,亟待推行电子政务以适应信息社会对政府职能的新要求,更好地服务国民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在大力发展电子政务的背景下,唯技术先进是从与追求硬件更新换代的电子政务建设路线受阻,期望中的政府管理模式革新没有发生。所以要转变观念,从电子政务实施主体出发分析公务员人文层面的信息素养,探索公务员信息素养构成要素及其培养途径,以公务员信息素养的提高推进政府网络执政理念和方式转变,提升电子政务水平和政府网络执政能力。     

以教育信息化发展为契机构建公安高等教育新局面

在经济社会和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今天,公安高等教育面临发展的挑战和机遇。学科知识创新和教育信息技术创新是高等教育结构调整与改革的两个关键环节。学科知识创新使公安高等教育学科知识结构趋于更加合理的重组,教育信息技术创新从教学设计思想到公安实践与理论都突破了原有教材设计的局限性,两者构成了教学完整的系统设计思想。教育信息技术的有效应用是公安高等教育发展新的增长点,校园网的建设为公安教育信息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教育信息技术平台的构建催生了公安高等教育“学科联合体”教学新模式,民警无线移动媒体学习成为新一代公安教育的展开方式。     

上海公安教育信息化建设的认识和思考

公安教育信息化建设作为公安教育训练工作的重要建设内容,越来越受到公安机关和公安院校的重视。公安教育信息化建设必须与公安工作、职业教育和信息化建设的发展趋势相适应。上海公安教育信息化建设必须遵循"统一领导、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管理、统一标准"的原则,按照"整体规划、战训对口、虚实结合、突出重点"的思路,依托和利用公安信息化建设的支撑和动力,加大投入,科学建设、规范管理,切实提高公安教育训练的效能和水平。     

浅析物证技术基础理论的逻辑基础——三种理论和两种证明方式

物质交换理论、信息交换与转移理论和同一认定理论共同构成了物证技术的基础理论。其中,信息交换与转移理论是物质交换理论在刑事犯罪证据领域的延伸,而同一认定理论则是物质交换理论与信息交换与转移理论在物证技术领域内的体现。这三种理论同时又构筑了两种证明方式,即直接证明方式和间接证明方式。深入理解这三种理论及其构建出的两种证明方式,不仅会使我们对物证技术有明晰的逻辑认识,也会对刑事诉讼中证据的收集方式产生积极的影响。     

论同步录音录像资料的证据属 性简

同步录音录像资料作为一种记录侦查询问过程、固定言词证据、保证程序合法的材料和方式,日益凸显着它的证据价值.然而,其证据属性在新《刑事诉讼法》中并未明确.但是,新《刑事诉讼法》认定证据的标准已经更具开放性.同步录音录像资料的证据价值不仅具有司法实践的基础,更具有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等基本属性,其证据地位有待通过司法解释或进一步立法予以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