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监督司法化的制度构想

宪法监督的司法化,是宪法监督的最主要和有效的方式。我国应当建立宪法诉讼制度,改革可以分三阶段进行:第一阶段,由行政审判庭审理少数“准宪法诉讼”案;第二阶段,宪法监督委员会和人民法院共同实施监督;第三阶段,设立宪法法院承担全部宪法监督职能,最终确立我国的宪法监督制度。     

论网络环境下图书馆的“能本管理”

网络环境下图书馆实施“能本管理,”对于充分发挥每个馆员的潜能,实现图书馆可持续发展,是十分重要的。在图书馆各项管理工作中体现“以能为本”基本原则,进行“以能为本”工作实践,对于图书馆未来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检察机关机动侦查权分析及完善路径

机动侦查权是检察机关侦查权力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从保留必要性来看,监察委员会的调查权和公安机关的侦查权均不能取代其法律监督的宪法地位。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对检察机关机动侦查权的适用范围做出了限缩,机动侦查权在司法活动中运用的频率偏低。其原因是,检察机关机动侦查权在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要求下存在适用边界不明、启动程序繁琐、机关职权划分不明等问题。在明确《刑事诉讼法》对机动侦查权的功能定位是适时监督、寻求个案正义的前提下,通过划分机动侦查权适用的具体范围、简化机动侦查权的启动程序、确立检察机关启动机动侦查权的主导地位等路径对检察机关机动侦查权进行完善。     

《监察法》与《刑法》衔接实施的基点、问题与路径

基于《监察法》的宪法性法律地位和全面依法治国方略等理论基点,《监察法》的有效实施需《刑法》与之有机衔接。然而,《刑法》在相应职务犯罪主体及相关犯罪对象、罪名体系、刑罚配置和认罪认罚从宽规定等方面,存在与《监察法》不相对接的诸多问题,使得依《监察法》意图实现的监察全覆盖等目标难以实现,并会滋生新的权力滥用风险。《监察法》与《刑法》衔接实施以上问题的有效解决,应是基于以上理论基点,通过法律解释和刑法修正的路径,完善《刑法》相应规定的司法适用规则和立法规范设置。     

最高人民法院在合宪性审查中的现状、困境与出路——兼对我国《立法法》第99条第1款解释

我国《立法法》预设了最高人民法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合宪性审查的路径。从现有裁判文书来看,最高人民法院在实践中并未遵循我国《立法法》所预设的路径,而是在绝大多数案件中回避了合宪性审查诉求,同时又在个别案件中进行了合宪性审查,陷入了完全回避与直接审查的两难困境。造成这种困境的原因在于,我国《立法法》对最高人民法院在合宪性审查中的权力基础、权力行使程序缺乏清晰的规定。对此,亟待通过法律解释进行明确和细化,否则最高人民法院将无章可循,无法贸然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合宪性审查。为了化解最高人民法院面对的这一困境,有必要对我国《立法法》第99条第1款进行解释,推导出该条款在授予最高人民法院提请审查权时,还隐含着另一项未被释明的权力即预审权,其共同构成最高人民法院在合宪性审查中的权力基础;同时,为了使预审权与提请审查权的行使制度化,有必要对其行使程序进行细化,建立起预审-提请审查机制。     

大数据时代日本个人信息保护法探究

个人信息本来是极其隐私的事物,在大数据时代却时刻处于"裸奔"状态,时刻面临被侵犯的风险。特别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大数据技术发挥了重要作用,个人信息保护再次引起关注。整体而言,日本个人信息保护法以"个人优先"与"公共优先"的宗旨博弈为出发点,以"个人信息"的概念界定为基础,以个人信息权的保护为核心,以个人信息保护机构的独立设置为落脚点,为个人信息的保护奠定了基础。我国应当积极行动起来,尽快颁布《个人信息保护法》,助力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保护和数字经济的发展。     

论监管机关的监护责任——以监管场所中的人身伤害为视角

由于人身自由受到限制,被监管人员的人身经常会受到各种各样的侵害.如何保护这一部分人的合法权益,是我国法律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本文在对相关问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公共治理的“自行车难题”——政府规制中的信息、风险与价格要素分析

盗窃自行车是各地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各地管理机构也采取了各种不同措施来整治这一不良现象,但是效果都不明显。这一管理困难可以被概括为公共治理中的“自行车难题”。自行车难题表现为自行车偷盗行为已经形成一个“自行车生态怪圈”,偷盗行为依赖这一怪圈得以保护、规避和延续,导致对这一问题治理的困难。如果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可以发现,影响这一难题治理效果的要素主要表现在:信息、风险和价格。在一般的政府规制行为中,这三大要素也同样影响着公共治理的绩效。使信息对规制方有利、扩大反规制行为的风险和缩小反规制行为的市场交易空间是有效规制的三个条件。     

论《内保条例》实施后公安行政指导监督机制的构建与完善

行政指导与行政监督是公安机关在单位内部治安保卫工作中发挥职能作用的主要方式,是单位内部治安保卫工作贯彻各项方针原则的重要保证。公安机关要深入贯彻《内保条例》,坚持以人为本,全面构建与不断完善公安行政指导监督机制。     

中国股票型开放式基金业绩的实证分析——基于信息比率与单因素模型评价方法的对比分析

采用信息比率与单因素评价模型,使用沪深300指数构建基准投资组合,对我国2005-2007年中10只股票型开放式基金经风险调整后的业绩进行实证研究。基于信息比率的基金业绩评价指标相对于单因素模型有较明显的应用优势,同时采用沪深300指数作为市场基准的评价结果更具有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