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微博舆论引导中的议程设置

作为当前政务微博的主流,公安微博已成为信息公开的便捷平台和网络协助办案的重要工具。公安机关借助公安微薄发布星系、提供服务、获取线索、发布案件进展等工作,并针对负面涉警舆情进行舆论引导。     

论教师的教育观念

教师的教育观念会支配或影响教师的行为。它影响着教师教学方法的选择，影响着师生关系的类型，影响着教师对学生的态度以及教师职业道德的形成等。教师的教育思想、教育观念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教育改革实践的成败。现代教育的发展，要求教师必须树立正确的教育目的观、学生观和教学过程观。     

社团自治离不开法律?——以社团规章的司法介入为例

社团规章是社团成员博弈的产物,必须接受法律控制。但如果法律对社团规章的控制过于严格,将影响社团自治的活力和能力。在保证社会基本法治要求的前提下,应将法律对社团自治的干涉降到最低程度。为此,需引进司法权的介入,同时应以限权审查和程序审查为切入点,以基本法律原则为判断标准,来实现司法对社团规章的有效控制。     

作为一个偶然地区性事件的正当程序革命

沃伦1953年被任命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是一个普通的政治任命。正当程序革命是一个意外进入的时代。沃伦法院成员都是普通公民,而绝非圣贤。在美国深深的卷入越战的大背景下,美国国内兴起了浩大的民权运动。沃伦法院在刑事领域的正当程序革命和当时的时势互相借力,将六十年代演化为一个革命时代。中国刑事诉讼改革以正当程序革命为精神激励,圣化沃伦革命,意在矫枉过正,但可能带来逆向的反弹。     

从流程再造到流程管理

流程再造由于其内在具有的根本性和彻底性的变革性质，而使得在实际企业管理应用中存在一定的难度，人们开始建立流程管理和优化的概念，即对企业经营管理中存在的流程进行持续的优化和管理，以使之符合流程再造以流程为中心的思想并满足企业管理中的效率和效果要求。     

现代化进程中政府能力的缺失与重构——基于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受挫”的思索

发展中国家能否摆脱“现代化受挫”的困境，关键因素在于政府能力的重构，剖析现代化进程中政府能力缺失的表现和原因，从影响政府能力建设的观念和行为因素入手，指出在现代化进程中重构政府能力的实现路径。     

法槌下的正当程序

目前行政法学界对于行政程序的研究,多侧重于理论层面的讨论和构建,走的是一条以立法为导向的研究范式;同时对域外经验的过分关注,使学者们忽视了本土行政法实践中所发生的诸多变革。为此,本文将对行政程序研究的关注点放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上,通过对个案的研读,来发掘实践中法官对于正当程序的态度以及正当程序在法官判决中的演变;通过对法官判决的制度性效应的观察,思考法官对正当程序在我国的传播和发展中的推动作用。     

亚太移民区域磋商机制与国际移民问题

近年来,全球人口最为集中的亚洲及太平洋地区,人口偷渡和贩卖层出不穷,难民问题日益严重,区域国家间的移民劳工流动日趋频繁。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移民问题,亚太国家建立了一些专门性的非正式的移民治理区域磋商机制来应对。亚太移民区域磋商机制目前发挥了一定积极作用,但有效解决亚太地区复杂的移民问题仍任重道远。亚太移民区域磋商机制若不想成为国家的“弃儿”,需要释放潜力,进行更多尝试。     

转型时期的农民工住房问题——一种政策过程的视角

从政策过程的视角论述农民工住房问题纳入国家政策层面的可行性,可为解决农民工住房问题提供政策方向。本文从杜布林冲突的系统分析模型出发,建构“黑匣子”公共政策过程分析模型,并运用成本-收益分析、政府分权理论等,从政策执行的角度来检验政策方案。通过政策输入过程分析,识别形成农民工住房问题的实质因素,并分析农民工住房问题转变为政策问题的实践约束条件。通过对政策执行约束条件的分析得出：农民工住房政策的逻辑起点不是农民工住房质量,而是附加在户籍制上的城乡二元体制结构。研究认为农民工住房问题本身无法作为良好的政策问题纳入中央政府决策范围。建立农民工住房保障体系并允许农民工有条件地享受城市住房保障政策,或直接取消城乡二元结构,都不是解决农民工住房问题的最优政策,但前者作为渐进的决策途径,还是有助于缓解社会转型矛盾的;政府应当制定改革户籍制的长远目标,并在此框架下坚持改革和创新,逐步实现住房保障的城乡一体化。     

The European Union in Sudan: A Missed Opportunity?

Abstract

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s active in Africa are often criticised for their ineffectiveness. So too is the European Union (EU), which is also accused of failing to assume a more prominent conflict management role in war-torn countries.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EU’s capacity and readiness to take on such a role in one such country, the former Republic of Sudan, home to Africa’s longest-running civil wars and the first ‘genocide’ of the 21st century. It begins by outlining the EU’s record in Darfur and the North–South Peace Process. Drawing upon 25 interviews and Hill’s ‘capabilities–expectations model’, it then questions whether the EU’s ‘capabilities’ (resources, instruments, unity) were ‘fit for purpose’ in Sudan’s hostile target setting. It concludes by identifying settings that have been more propitious for a conflict-related management function and by suggesting that the EU should better manage expectations about future security rol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