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建立城市治安预警的理论依据阐释及意义分析

目前,我国警学界和公安部门对治安预警没有一个统一的界定,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治安预警的内涵进行了阐述。风险社会理论、危机管理理论和客观规律理论的发展和成熟,揭示了后现代化时期风险和危机时刻存在,并且日趋国际化,对公安实战部门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要求,因此建立一套符合我国国情的治安预警机制显得十分迫切。治安预警机制的建立现实意义深远,有利于增强公安机关的应变能力,履行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的使命,有利于增强人们的安全感,同时凸显了情报信息的作用,促进和谐警民关系的构建。     

合会风险的法律控制——以中国农村民间金融安全为视角

合会作为一种民间融资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正式金融机构信贷供给的不足.国家已在政策上主张探索和利用民间融资的新试点,使民间金融发展合法化.合会固有的风险防范机制——熟人社会相互问的制约机制在当今社会有所减弱,但合会所固有的风险依然存在.从我国农村民间金融安全的角度重新审视合会的风险,在借鉴印度合会风险控制立法经验的基...     

论两岸夫妻财产法律冲突及解决

大陆和台湾隔绝了数十年,各自形成不同法域,造成两岸间特殊的区际法律冲突,而如何适用法律解决冲突成为两岸重要的课题.1992年台湾颁布<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2010年两岸先后修订和新颁布了<涉外民事法律适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成为解决两岸夫妻财产法律冲突的主要依据.为了两岸关系的...     

风险的属性及其对政府重大决策社会风险评估的启示

政府的重大决策事关改革发展大局,事关社会的稳定和谐。因此,政府的重大决策应该进行社会风险评估。风险是一个心理学概念,以感知为基础,而不是以事实为基础,这种感知是以认识到的危险的质性特征而不是量化特征为基础。如果政府的重大决策具有一定的社会性风险,那么在重大决策的风险评估和管理过程中,应该考虑政策信息披露的可信性、特异性和行动信息的具体性。在政府重大决策的社会风险评估过程中,应该注意:(1)风险评估主体除了官员和专家,应该把一般民众纳入进来;(2)政府机构与普通民众之间信任关系的建立是关键;(3)在政府重大决策的社会风险评估中,应该正确使用媒体的力量;(4)树立公共优先的原则,协调重大决策各方之间的利益关系。     

论票据伪造的风险负担

票据是具有流通性的有价证券,易被他人伪造。当出现票据伪造时,票据当事人之间的风险责任与损失分担问题就变得较为复杂。由善意的付款人还是善意的持票人承担较为合理,两大票据法系规定不一。将两大票据法系票据伪造风险负担规则进行比较,对我国票据立法的相关规定进行评析,维护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平衡,更好地保障票据的流通与交易安全。     

农村宅基地产权流转的制度建构

农村宅基地产权流转应和城乡一体化统筹发展相结合。农村宅基地产权流转合理配置问题是产权制度问题。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用益物权属性的实质是农村住宅社会保障价值形态的转化。农村宅基地产权可流转制度的构建是农村社会经济现实发展的迫切需要。     

后危机时代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研究——基于风险一收益均衡控制视角

后危机时代经济运行态势的不确定性对银行业的信用风险管理体系提出了新的挑战。商业银行要主动研究新能源、新技术、新产业市场拓展问题，培育新兴信贷市场，加快信贷结构调整来应对信贷大投放后的信贷业务持续发展，并研究在经济周期下行压力下企业及其关联方风险承受能力的状况，提升信贷风险识别和风险计量水平，创新信贷定价模式，优化经济资本配置。     

论知识产权纠纷的仲裁解决机制

知识产权与仲裁制度的结合是历史的必然。但是,关于知识产权纠纷的可仲裁性问题,不同国家有不同的规定,其本身就属于国家选择的层面。我国可以根据我国的经济社会制度环境等问题对其范围进行限制,但不应限制过多。知识产权纠纷解决方式的多元化与仲裁机构的专门化是历史发展的趋势。我们应该加强知识产权仲裁机构的专门化建设。     

正常经营中的购买人制度研究

我国物权法第181条规定了浮动抵押制度，为配合该条规定，第189务第2款规定赋予了购买人时购买物有对抗该物上的浮动抵押权人的权利。可是，仔细研究后便可发现此规定对购买人权科的赋予必是一般性的规定，需要进一步对以下做出具体性规定：一是对于购买人的主观状态即善意、恶意做出具体性规定，二是对“正常经营活动”中的购买人做出明确界定。三是对于先期存在之浮动抵押登记与否要作出区分。     

腐败行为及其治理选择——基于前景理论的研究

提出一个应用前景理论研究腐败行为的分析架构,考察腐败行为的特征、治理手段及其效率。研究发现,对于存在非理性偏差的腐败行为,加大惩罚力度的效果取决于行为人所受处罚的相对风险规避度量,一定条件下存在"惩罚陷阱":加大惩处力度反而使行为人加大腐败投入,选择高风险的腐败行为,此时行为人存在极端的赌徒心态。一个弹性的惩罚制度等同于一个对腐败的边际惩罚递减的惩罚制度,会增加行为人的腐败价值预期,增强行为人逃避严惩的侥幸心理,加剧腐败行为蔓延。并且,弹性越大,行为人绝对风险规避度越小,腐败行为的收入预期越高,腐败蔓延的速度越快。高薪的激励效果则依赖于监督惩罚环境、薪酬支付体系与行为人的价值取向。对处于经济转型的发展中国家而言,经济发展不平衡,利益矛盾冲突加剧,强烈冲击人们的价值取向与行为规范,行为人不患寡而患不均,提高官员薪酬的激励手段难以取得好的反腐效果。优化监督执法环境与公务员的选才机制是治理腐败的有效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