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宪法在澳门基本法制定与实施中的作用

1982年宪法是制定澳门基本法的依据,也是澳门回归祖国20年来保持繁荣稳定的根本保障。从1988年9月起草澳门基本法开始,到1999年12月20日澳门回归祖国并实施基本法以来,共和国的宪法精神像血液一样融入到澳门社会的各个领域,为澳门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健康发展提供了根本法基础。澳门回归20年的实践充分表明,在宪法和基本法共同构成澳门新宪制秩序的背景下,澳门特别行政区展现了开放、多元与活力,为“一国两制”的伟大实践提供了新鲜的经验。在回顾澳门回归20年的历程时,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共和国宪法的历史方位与时代精神,对澳门未来发展充满信心。当然,未来“一国两制”的实践也会遇到新挑战、新问题,但只要我们坚持“一国两制”的初心,坚持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继续以宪法和基本法凝聚社会共识,澳门将会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     

宪政国情与我国宪法监督模式的选择

宪法监督模式的选择必须符合我国国情,这是宪法监督发挥作用的前提。我国宪政国情可以从三个方面考察：政治理念上,强调议行合一;制度层面上,人大制度是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基本制度;实践层面上,执政党是实际的国家权力中心。特有国情使我国宪法监督制度的完善面临是否承认分权、人大是否受监督、执政党行为是否受制约等困惑。特有国情决定了我国宪法监督制度实质是保障各级各类国家机关贯彻执行执政党的方针政策,而关键是各级党组织及其领导人行为应受合宪审查。我国应建立执政党成员占主导地位的、中央与省两级分别设立的宪法监督委员会。这种宪法监督模式有利于实现对执政党组织的监督,有利于树立人大权威,有利于实现政党与国家关系的法律化。     

整合情报信息优化警察临战决策

实现对警察临战活动的动态管理,建立警察临战决策支持系统,帮助临战指挥者在短时间内迅速而科学地作出和实施突发性事件决策,是获取临战活动竞争优势的保证。基于数据仓库的临战决策支持系统,利用数据挖掘技术建立各种模型和知识仓库进行分析,并通过一系列形象化手段向临战决策者提供分析结果,可使决策者从更广泛、更全面的视角了解临战情况并分析其发展趋势及内在原因并据此作出更科学的决策。     

我国公司治理模式的选择——以股东中心主义为目标

对实践中的英美公司治理模式和德日公司治理模式进行详尽的对比,指出它们的理论基础分别是股东中心主义和利益相关者利益平衡主义,有其各自的经济、文化背景;对照我国新兴加转型的社会现实,主张我国公司治理应以股东中心主义为理论基础,并以此对新公司法的创新与不足进行评议。     

监狱突发事件:从“危机处理”到“危机管理”

监狱突发事件往往会引起新闻媒介及社会公众的高度关注,一旦处置不当,就会给我们的工作造成被动。监管机关在应对突发事件的体制、机制上,存在着应急预案覆盖面仍然比较狭窄,监狱舆情监测和处置的机制仍不完善,监狱机关的"危机管理"仍变相为"危机处理"等问题。因此,对监狱突发事件应事前科学制定预案、事中规范处置、事后正确引导,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突发危机事件和舆情处置工作机制,逐步实现由事后"危机处理"向全过程"危机管理"的转变。     

刑法解释原则的确立、展开与适用

刑法解释的原则,是指贯穿于各种刑法解释过程之中,指导和制约全部刑法解释活动,并体现着刑法基本精神的准则。刑法解释的原则应当为合法性、合理性与技术导向性三个原则。合法性原则是指刑法的解释必须符合宪法和法律的要求,合理性原则是指刑法的解释必须符合罪刑法定实质正当性的要求,技术导向性原则是指甄别比较根据不同解释方法得出的结论,以何种解释结论为妥当,它是为了满足为达到合法性、合理性原则的中立的桥梁和媒介而被提出的。以“诽谤信息转发500次入刑”为例,可对刑法解释的合法性、合理性和技术导向性原则的适用进行分析。     

试论经济法律责任独立的意义

本文分析了经济法律责任研究的三种思路,提出了经济法律责任相对独立于传统部门法法律责任的观点,阐述了经济法律责任独立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从法制到法治思想研究

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是我党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他们的法制与法治思想各有特色,对中国法制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三代领导的法制与法治思想理论具有继承性和与时俱进的创新、发展,共同构成我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理论来源。     

法治语境下农村金融信用体系的构建--以行为主体为切入点

健全农村金融信用体系是法治社会的必然要求,法治社会的建设是快速完善农村金融信用的必要条件.当前,我国农村金融信用环境不完善,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们应通过建立完整的农村金融信用体系、改善农村金融信用环境,为构建和谐社会建设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高校腐败犯罪研究

我国高校腐败犯罪数量突升,大案、要案居高不下;犯罪主体年轻化,领导干部涉案多;贪污受贿犯罪为主,窝案串案比例大;犯罪领域众多,后勤基建成高发区。造成这种状况,既有市场经济消极作用的原因,也有高校内部权力过于集中、管理制度存在缺陷、监督严重不力等方面的原因。因此,必须采取多项有效的防治对策,才能遏制高校腐败犯罪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