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宪法解释的中国之路——读范进学教授《认真对待宪法解释》

宪法解释对于宪法研究和宪政建设都有着重要的作用。当前的宪法解释研究,应从理论体系的研究转向制度层面的实施,在尊重宪法文本权威的前提下,在维护现有宪政体制稳定性的基础上,运用宪法解释的方法来推动中国的宪法研究和宪政建设。     

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的司法认定——兼评信用卡恶意透支行为最新司法解释

正确认定恶意透支,要注意以下问题：超额超期透支的理解、发卡行催收行为的界定、恶意透支的数额标准、恶意透支主体的确定及“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表现等。最新相关司法解释细化了恶意透支行为的认定标准,在诸多要素上有了新的规定,但在数额标准等方面也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值得进一步讨论。     

案件事实与法律文本的解释之契合

借助于司法途径来解决纠纷,必然要面对法律适用的问题。法律被制定出来只有通过适用,才能实现其价值。适用法律就意味着要解释法律,因为适用法律不可能像自动售货机一样,输入法条就能得出舍乎正义的结论。我们将案件事实和法律文本以及法官在这一解释过程中的作用进行简要分析,找到那个在案件事实和法律文本之间交叉的契合点,从而得出合法合理的结论。这一契合点的寻找是处理案件的核心,它代表了正义观念的实现。     

“直接证据”的迷思

将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等区别开来,强调前者的重要性和优越性,是一种流布甚久的普遍观念。能否进行这种区分、如何区分以及这种区分是否具有规范意义等问题,在近年来也受到了理论研究的关注。从诉讼证明的认知构造来看,"直接证据"的界说应当区分严格的理解和日常习惯的理解;无论哪一种界说,都没有多少实际的规范意义。比较而言,关于直接证据的诸种传统界说多是有问题的;近年来的论争,无论是何种论说,都未能促进人们更好地理解此方面的问题。应当放弃在日常习惯理解意义上界分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等的视角来制定相关证据规则的努力,注重对前者的证明力进行审查。     

扒窃司法适用新论——以两高最新司法解释为视角

公共交通工具是扒窃场所的注意性规定;对随身携带应作限缩性规定,仅包含贴身范围、可控制范围,排除不可控制范围;扒窃的财物体积应当较小;扒窃存在着未遂的犯罪形态;携带凶器不是扒窃的基本构成要件,但可作为量刑情节来考虑。     

对新颁布《公安机关人民警察职业道德规范》的解读与思考

2011年9月,公安部修订印发了《公安机关人民警察职业道德规范》（以下简称新《规范》）。新《规范》是在《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有力指导和公安队伍建设发展的与时俱进双重背景下对胡锦涛总书记“七一”讲话精神的贯彻。新《规范》体现了从表述形式到表述实质,从逻辑层次到可操作性,从时代性到原则性等一系列的特色,是对我国警察职业道德的丰富和发展。为充分发挥新《规范》的指导作用,我们要加强解读、深入阐释,重视建设、纳入机制,加强修养、不断提高。     

论转化型抢劫罪前提条件的范围

关于转化型抢劫罪前提条件的范围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认为转化型抢劫罪成立的范围仅限于侵犯财产罪;另一种则认为还应包括与盗窃罪、诈骗罪、抢夺罪有法条关系的犯罪;再一种认为,仅有部分侵犯了财产法益的特殊犯罪才能转化为抢劫罪。本文对以上各观点进行了评价,立足于体系解释的原理,主张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转化型抢劫罪的范围应特指盗窃罪（第二百六十四条）、诈骗罪（第二百六十六条）和抢夺罪（第二百六十七条）。     

统计学方法在微量物证数据处理中的应用

统计学方法在微量物证理化检验工作中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采用有效的统计学方法对检验数据进行分析,不仅能够深度挖掘复杂数据背后信息,还能不断提高数据的应用价值和证据本身的证据价值。本文对目前微量物证领域常用统计学方法进行归纳总结,简要介绍了常用统计方法的应用,对各类方法优缺点进行说明。最后,对法庭科学工作者都比较感兴趣的贝叶斯统计与似然比方法在理化检验数据统计分析中的应用进行了介绍。     

领土条约的界定标准、解释方法及其运行结构

领土主权属于一国的核心利益问题。国际法院基于《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32条之规定,在解决领土条约争端时采取了"实质优于形式"和"同意"等界定标准。同时,在适用该《公约》解释相关条款时采取了不同的解释方法,体现了一定的灵活性,但也出现过矛盾与反复。对此,应根据该《公约》第31-32条规定的内部要素及外部变量,优化领土条约的解释方法和运行结构。这种路径的设计不再拘泥于《条约法公约》本身,适当拓展、引入当事方提供的证明事实真相的关键证据,对领土条约的解释进行补充说明,并非游离于《条约法公约》之外,转而寻求保持占有法律、有效控制等法理基础及相应的事实主张和证据,而是将两者合而为一,以《条约法公约》解释规则为主,其他关键证据为辅的层级解释路径。另外,国际法院在解释相关领土条约时,除了适用"《条约法公约》+其他层级关键证据"模式外,还应借鉴学界的解释方法论,以使得两者交互影响,进一步完善条约解释方法的路径,实现对领土条约解释规则的再造。     

反思与祛魅：我国刑事诉讼法解释体制重构

普适意义上的法律解释是法官运用法律、裁判案件的一项司法技术 ,它与审判权相连 ,是审判权的题中应有之义。但在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解释体制下 ,法律解释却被异化为一种权力 ,从而导致解释形式的抽象化、解释内容的扩大化以及解释主体的集中化、多元化 ,进而干扰了司法独立、背离程序法定原则。现行刑事诉讼法解释体制的这一结构特征的形成可以追溯到我国历史上“以吏为师”的传统 ,并与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不完善的制度结构有关。为此 ,应当转变观念、完善制度 ,重构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