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职务犯罪技术侦查中的检察监督

在目前的刑事司法体制下，为了使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有关职务犯罪技术侦查的规定符合正当程序的理念，得到有效实施，通过司法解释进行“创制性解释”，弥合制度中的罅隙，使检察监督技术侦查的启动、实施，是较为妥行的方法。这种监督还应考虑到技术侦查行为的各种特殊形式，尤其是紧急情况下的侦查和附带型技术侦查，因此，必须结合我国职务犯罪的侦查监督体制设定可裁量性标准，以利于检察监督。     

三网融合视野下刑事立法的调整方向

三网融合的趋势引发了"三屏合一"。网络与屏幕的融合虽然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极大的便利,但是新的犯罪类型的出现,犯罪模式由"一对一"向"一对多"的转变,也给传统刑法理论、刑事立法和司法带来极大的挑战。采用传统的思路对于刑法规范的扩张解释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传统犯罪的整体异化更需从刑事立法层面上进行积极回应。     

司法解释批复四题

司法解释批复是最高人民法院对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就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请示所作的答复。本文通过对司法解释批复历史和现状的考察 ,认为由于其建立在案件请示制度基础之上 ,脱离了诉讼程序约束 ,脱离了法定的审判组织 ,脱离了个案案情 ,名不符实。在现行体制下 ,亟待采取有效措施提高司法解释批复的质量。但司法解释批复是加剧司法随意性的重要因素 ,最终必须彻底废止     

八二宪法实施状况评析

评价八二宪法实施状况在理论上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它涉及到评价方法、评价对象、评价标准等等因素的影响。从总体上来看,八二宪法的绝大多数条款在立法实施层面都得到了比较好的体现,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已经通过制定具体法律的形式将现行宪法中的主要条文加以细化,故考察现行宪法具体条文的实施状况应当从考察这些具体法律入手。应当对八二宪法实施状况建立一个兼具客观标准和主观评价相结合的科学评估机制,还应当引进诸如宪法时刻、宪法阻却等等可以明显判定宪法实施状况的基础性概念,才能更有效地来评价八二宪法实施的真实状况,从而为完善宪法实施制度、加强对宪法实施的监督提供准确和有效的分析数据。     

法官能动性概念的引出与诠释

认识和实践法官裁量权以及理解和践行能动司法遭遇多重困境，客观上需要从法官办理案件行为及其过程的本质属性出发，认识法官在司法过程中所具有的能动性。能动的革命反映论、法律规则的知识性与非自足性理论以及诉讼认识的历史性与诉讼过程的动态性理论，是认识和发展法官能动性的理论依据。法官能动性在本质上是作为“主体”的法官对作为“客体”的案件，应当具有的有差别的能动行为及认识活动过程。相对于法官裁量权和能动司法而言，法官能动性在根本上属于认知范畴，其内容更为丰富，产生和发展以及评价方式和评价标准都具有特殊性。     

我国《刑法修正案（八）》时间效力司法解释规定评析

我国《刑法》秉承从旧兼从轻的溯及力原则,其中＂从旧＂是对罪刑法定原则内容的反映,＂从轻＂是对罪刑法定原则根本精神的体现。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对禁止令、限制减刑问题的相关规定,没有严格遵循从旧兼从轻的溯及力原则,存在一定的不合理性。但是,有关自首、坦白、减刑、假释以及特殊累犯与数罪并罚的＂跨法＂适用的规定均符合现行《刑法》的溯及力规定。     

论“徇私”类渎职犯罪的主观要件之修改与完善——以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为角度

间接故意的认识因素是明知危害结果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而徇私类犯罪的认识因素要求必须是明知结果必然发生,以实现犯罪目的。故间接故意不能成为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的主观要件。但若将＂徇私＂认定为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的构成要件,将导致处罚范围不当缩小,增加查办难度,放纵渎职犯罪。因此作者认为,应当在刑法修订时,将＂徇私＂动机删除。对徇私的＂私＂的限制性解释,与刑法所保护的法益相矛盾。而且徇单位、集体之私实施渎职行为的,根本不是由于法律素质、政策水平和技术能力不高的缘故。所以,徇私的＂私＂应回归其本意。     

Subjectivity and bias in forensic DNA mixture interpretation

The objectivity of forensic science decision making has received increased attention and scrutiny. However, there are only a few published studies experimentally addressing the potential for contextual bias. Because of the esteem of DNA evidence, it is important to study and assess the impact of subjectivity and bias on DNA mixture interpretation. The study reported here presents empirical data suggesting that DNA mixture interpretation is subjective. When 17 North American expert DNA examiners were asked for their interpretation of data from an adjudicated criminal case in that jurisdiction, they produced inconsistent interpretations. Furthermore, the majority of 'context free' experts disagreed with the laboratory's pre-trial conclusions, suggesting that the extraneous context of the criminal case may have influenced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DNA evidence, thereby showing a biasing effect of contextual information in DNA mixture interpretation.     

行政判例制作中的法律解释

行政判例的法律解释是法院包括法官在制作行政判例时就需要明确的法律问题所作的说明,以期对后来的案件予以约束指导的活动。为了维护法制的统一性,保证法制改革的有序进行,创制行政判例的主体应该只限于最高人民法院。法律解释最终归宿点应该以判例这样的载体出现。行政判例制作中除一般法律解释方法的应用外,还有构成性、合法性、合理性、利益衡量等具有行政法特点的法律解释方法。     

范畴框架的改变:柯亨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

为了解决历史唯物主义的"合法性问题",柯亨开始着手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重建。他的重建任务之所以能够实现,凭借的是功能解释的方法,而柯亨的功能解释方法能够奏效的原因在于他对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等基本概念的重新界定。经过柯亨"重建"的历史唯物主义实质上意味着范畴框架的改变,以满足马克思理论体系的逻辑前提,从而使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看起来更加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