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抗与和谐——谈法官的释明权

释明权制度对修正辩论主义的形骸化、明确当事人之间的诉讼关系,进而实现公平地解决纠纷发挥着重要作用.法官的释明包括消极的释明和积极的释明,释明内容主要为请求内容的释明、请求原因的释明、证明促使以及法律观点的指明等.目前,在如何行使释明权以及行使程度和范围等方面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一些问题主要靠判例来解决.我国的民事诉讼中尚未引入释明权制度,因此,对该制度的探讨和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建立我国判例制度之探讨

20世纪以来,世界两大法系不断融合,逐渐走向“混合法”时代。在这一趋势下,借鉴判例近年来在我国兴起,逐渐为我国司法机关所接受,在司法解释占主体地位的司法体制中产生影响并在实践中开始具有法律的效力。我国应根据具体国情对判例加以批判使用,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司法体系。     

论目的解释的主观性和客观性

目的解释是用探求目的的方法厘清冲突法律的关系,或者填补法律的漏洞。针对目的解释,存在激烈的争论,有的学者认为其主观性太大,容易导致法官过度能动,损害法律的权威;而有的学者则从目的解释的积极意义出发,全力维护目的解释。尽管各家有这样那样的分歧,但总的原则都是在维护法律解释的客观性,不允许解释者独断专行,将自己的意志作为法律,进行裁判。但是,作为法律解释方法之一的目的解释,尽管其探求的目的标榜是客观的,而不是法官个人的恣意,我们也不能、也不应该将目的解释的探究对象仅仅指向客观的目的。实际上,目的解释的主客观性就表现在其探究的对象(目的)的性质,而这个对象(目的)既具有主观性,又具有客观性。     

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七条第一款刍议

《婚姻法司法解释三》自其颁布之初便在全社会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和关注,其中尤以第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备受争议。最高人民法院在解释该第七条第一款时,对父母在子女婚前所赠房屋的产权归属作出了规定,这一方面得到了很多肯定,但同时也受到了诸多诟病。要究其原因,还需从规范内和规范外两个层面进行解析。     

法律解释方法的适用规则简

在法律解释方法中,为规避“同案不同判”现象,法官要正确有效地解释法律、适用法律。文义解释、体系解释、目的解释、历史解释的法律解释方法各自有其侧重点,所实现的基本价值也不同。因此,解释者必须按照它们之间的逻辑、价值或利益关系,反复权衡,不断考量,以最终选择其中某种解释方法。实践中,注重法律解释方法的位序排列有利于解决现实中的“同案不同判”问题。     

亲子关系诉讼中拒绝亲子鉴定的证明妨碍论

证明妨碍是妨害诉讼证明致使事实难以解明的行为,它会对妨害行为的实施者带来不利益。拒绝亲子鉴定的证明妨碍以妨碍行为人被科令负担鉴定协力义务为前提,其法律后果因行为人为当事人或第三人而有所不同,仅在当事人拒绝亲子鉴定时法官始可进行事实推定。我国相关的现行立法和司法解释不够完善,新近施行的《婚姻法解释（三）》第二条意义积极,但也有不足：适用条件不明确、拒绝鉴定所生法律效果较为模糊且过于单一、适用的主体范围偏窄、当事人程序保障条款缺失以及与实体法没有很好地对接等。     

合同法交易习惯之司法适用

在合同条款的内容存在争议或者合同出现漏洞时,适用交易习惯解释合同来确定当事人问的权利义务内容是各国普遍承认的解释规则.我国《合同法》也确认了交易习惯的重要地位,不仅在总则中将交易习惯确定为解释合同的原则标准,且在分则中规定了大量根据交易习惯解释合同的具体条文.但何为交易习惯,交易习惯的法律性质、认定方法以及如何适用交易习惯解释合同,《合同法》并未明确规定.审判实务中,对交易习惯的司法认定更是存在诸多争议,交易习惯未能在司法实务中凸显其重要作用,对交易习惯的构成和适用规则进行探讨实属必要.     

历史解释的重构——法律解释学的视角

历史解释是法律解释的一种重要方法,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境遇。在后现代主义的攻击下,历史解释可以在法律解释学之内得以重构,具体表现在含义、论域、操作步骤、解释主体等问题上,其中解释主体的问题是最为重要的。通过对历史解释的研究,可以发现制度之间的和谐关系对法治建设有着重大意义。     

谁来解释法律--关于我国法律解释权配置的思考

在我国当前的法律解释体制中,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都可以解释法律,带来了法律解释的混乱,引发了一系列的矛盾。无论是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其法律解释权最终都掌握在司法机关和法官手中。我们可以借鉴它们的体制,结合我国国情,制定一部法律解释法来规范法律解释活动,明确赋予司法机关法律解释权,实现最高人民法院被动统一的法律解释与法官在个案中的法律解释的结合。     

浅论司法解释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我国一直存在可能的司法解释传统,并已建立现代的司法解释制度。然而由于我国的司法解释制度与西方的司法解释制度的内涵不同,同时出于对权力滥用的警觉,导致我国的司法解释制度深受质疑。但司法解释制度弥补现实立法不足的功能却要求司法机关在被动、消极裁决的同时能动地进行司法,在完善司法解释制度的过程中对司法解释的空间进行必要的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