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暂予监外执行的适用对象

虽然《刑事诉讼法》第214条只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罪犯可以适用监外执行,但从法理及法律解释的角度分析,对于被判处死缓和无期徒刑的罪犯,无论其是在原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或者无期徒刑后来又被减刑为有期徒刑的,还是原判死缓或者无期徒刑的罪犯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和无期徒刑服刑期间,都应当作为暂予监外执行的适用对象。     

刑事鉴定制度修改的背景、争议及解读

《刑事诉讼法》在鉴定问题上进行了大幅度地修改,改变了鉴定作为证据种类的名称,删除了"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医院"的规定,增加了对鉴定人出庭作证及其人身权利保障等内容,其进步意义应当是肯定的。然而,《刑事诉讼法》有关鉴定修改触及的内容均需要从修改的缘故、争议问题被修改的程度以及执行中可能遇到的障碍等方面予以理论分析与诠释,以便对此问题有一个科学的认识与理解。     

论司法解释和个别规范的限制——司法过程中价值统一性的历史沉淀和社会共识基础

司法解释有两面性,一方面在中国司法权势弱,而个案体现的个别规范难以严格遵循宪法权利规范的现实下,需要一个统一机关——最高法院进行司法解释的统一指导;另一方面,这种方式从本质上和日益勃兴的公民权利诉求并不是完全吻合,司法权的本质是分散化的、地方性的,也不会强求完全的僵化统一,其所谓统一是依靠说理和历史传统逐步形成的,个别规范只需要在精神上符合上位阶的抽象规范,个别规范本身则是创造性和规范宣告性的统一。司法过程中体现的规范价值统一性应该是由历史沉淀和社会(尤其法学界)共识所自然形成的。     

美国宪法解释方法论之辨思

自美国宪法诞生至今,关于宪法解释方法存在着各种方法论流派,大致可以把它们概括为解释主义与非解释主义、原意主义与非原意主义、积极主义与消极主义、历史主义、德沃金主义和基础主义等。不同的方法,具有各自不同的理论体系。宪法解释方法论之梳理与辨思,在于揭示其内在法理及差异,为正确解释宪法文本提供理想之途。     

法律解释之社会学方法浅析

法律规则可能存在聚合现象也可能竞合还可能相互冲突，法律解释就是化解这一尴尬处境的有效途径之一。社会学法律解释方法立足于法律的社会效果，社会目的或社会利益成为进行法律解释的重要尺度，但也并不否认法律自身的效果。社会学解释方法有助于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之解释

我国刑法采取的是单一正犯体系，教唆犯从属性说无存在的法律基础，用此说来解释我国刑法第29条第2款中的“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不具有合理性。应当将其解释为被教唆的人没有按教唆犯的意思实施犯罪，具体包括四种情形：(1)教唆犯已实施教唆行为但教唆信息(或内容)还未传达到被教唆的人；(2)被教唆的人拒绝教唆犯的教唆；(3)被教唆的人接受教唆，但还未为犯罪做准备；(4)被教唆的人接受教唆，但后来改变犯意或者因误解教唆犯的意思实施了其他犯罪，并且所犯之罪不能包容被教唆的罪。     

中国法治需要迈进方法论时代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国宪法确定的治国方略,因此对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定位,必须坚持法治这一最高原则,在社会转型基本完成以后,我们应该进入法治时代。法治时代是一个讲法律理性和逻辑方法的时代。法治时代的法治理念承载不了太多的内容,我们应该在坚持宪法和法律至上的原则下,熟练掌握法律思维、法律方法、追求社会公平正义,使人人成为法治的缔造者。     

论刑法第十七条中“投毒罪”的含义

现有的刑法学界通说认为，应当将《刑法》第十七条中规定的“投毒罪”解释为投放危险物质罪。但除投放有化学毒性的物质外，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的未成年人很难对投放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危险物质有正确的认识。一次实证调查问卷的结果，也支持了这一观点，这一年龄阶段的未成年人很多时候对投放放射性物质、传染病病原体物质缺乏正确的认识；如果不得到专业人员的帮助和指导，他们也无法实施投放放射性物质、传染病病原体物质的行为。将《刑法》第十七条中的“投毒罪”解释为投放有化学毒性物质的犯罪行为，不存在法律漏洞，并且符合实质正义。     

罗马法中法律解释权的配置探析

与罗马法受到高度关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罗马法中法律解释权的配置问题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根据罗马法的分期来归纳,其法律解释权的配置状况可以概括为：王政时期与共和国前期僧侣团掌握法律解释权,共和国后期法学家实际上拥有法律解释权,帝政前期法学家公开掌握法律解释权,帝政后期法律解释权由法学家转至皇帝。罗马的司法者一度拥有法律解释权。纵观罗马法中法律解释权配置的演变可以看出,罗马法的发展与法学家掌握解释权具有相生相长的关系。     

论我国法官释明权制度的构建

释明权是西方民事诉讼立法体系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制度,我国民事诉讼法并未规定这一制度,但这一概念却在审判实践甚至法院的文件中频频出现.这一动向昭示着我国司法实践对释明权制度的客观需求,以及构建该制度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