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法背景下中国古典法律解释的意义——文化视角的说明

以文化视角认识西法背景下的中国古典法律解释的意义可从以下几个路径展开:从学术角度看,中国古典法律解释为当代中国法学提供了宝贵的法律和法学资源;从立法意义上说,古典法律解释所透射出来的对实质合理性的价值追求是一项重要的法治本土资源;从法治角度看,中国古典法律解释为现代法文化的中国化奠定了基础,法治全球化不能离开自身的法文化传统;从法律实施角度看,法律是在解释中实现的,法律解释通过说明法律和创造法律等具体行为来推进制定法的发展和完善。     

刑法解释的常识化

条文解释的常识化和学理研究的经验化,是我国刑法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个显著特点。刑法学中的所谓“常识化”大致有两种不同的表述形式:一是刑法解释上的“公众认同”,二是所谓的“社会相当性”。刑法解释常识化是实现法律认识统一性的基础,是实现刑法公正与效率有机结合的重要条件,也是实现刑法目的的重要手段。但是,运用常识化方法解决法律适用问题,必须面对的问题是如何协调该方法中内在的矛盾关系,即常识与专业之间的关系、科学解释与效力解释之间的关系。在我国目前的刑法解释中,需要走出将生活常识等同于专业知识、以感性经验替代科学理论的误区。     

"强迫组织残疾人、儿童乞讨罪"之解读

“以暴力、胁迫手段组织残疾人或者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乞讨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六)》第17条所新增加的犯罪。根据立法规定和罪名确定的基本原则,其宜称为“强迫组织残疾人、儿童乞讨罪”。强迫组织残疾人、儿童进行乞讨的行为,严重侵犯了残疾人、儿童的人身权利。实践中,应当厘清它与违反治安处罚法的一般违法乞讨行为、拐骗儿童罪、故意伤害罪等的界限。     

程序规范的解释:范畴、理念与方法

民事诉讼程序规范存在着解释的必要性。程序法定与程序自由、强行程序规范与任意程序规范、禁止任意诉讼原则与诉讼契约、法官的程序控制权与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等范畴是法院解释诉讼程序规范过程中必须斟酌的内容。对程序规范进行解释须以宪法规范和民事诉讼目的为出发点 ,以诉讼基本原则作为解释的基本框架。诉讼程序规范的解释方法有语义解释、体系解释、目的解释、诚信解释等。     

科学与诠释:法哲学研究的两种理路

法哲学研究经历了神学取向、科学取向和诠释学取向这样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是历时性的纵向发展过程 ,但也不排除共时性的存在。在当今 ,神学取向的法哲学研究已衰微 ,而科学取向和诠释学取向已成为法哲学研究的两种理路。虽然哲学诠释学是在反对“科学方法”的名义下产生的 ,但它与科学方向之间并没有一刀两断 ,相反 ,二者之间的相互渗透却越来越多 ,它们构成了人类思维和认知之两翼。     

国民待遇与经济法解释中的若干问题

加入WTO对我国形成强大冲突的,应该是其中的国民待遇.市场开放也是与国民待遇联系在一起的.而我国从计划经济转轨到市场经济,也是实现国民待遇的过程.从动态上看,我国加入WTO的机遇来自于我们应对挑战的策略.国内国民待遇的实现是实现国际竞争和应对WTO挑战的一个基础.这就要求我们在法律上要有一个改变,增加透明度、稳定性和规范性,特别是经济法在行政解释上尤其如此.     

WTO与中国国际私法司法解释

法律全球化的趋势及我国入世时的承诺要求我国国内的法律制度必须与WTO规则相衔接。由于我国国际私法的立法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严重滞后于国际民商事法律关系的需要和时代的发展,再加上目前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国际私法的立法问题,因此在涉外民商事审判实践中,有关司法解释处于独特的地位。本文在对我国国际私法司法解释的价值及其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完善我国国际私法司法解释体制的建议。     

合同解释制度的法理分析

现代合同法解释出现了一些新特点。合同解释的目的不是纯粹的认识和描写,而是重在其规范的机能,即决定判决的基准。在合同解释实践中,法官是在运用而并非是援用解释规则。合同解释规则是在长期审判实践中形成的,但这些规则上升为法律规范,并形成合同解释法律制度是与解释学及法学理论的发展紧密相关的。     

论刑法解释的规则

人们对刑法的解释不应当仅仅关注刑法解释的结论,而应当更多地关注刑法解释过程中的指导思想和原则。学界对刑法解释的规则多有分歧。这些分歧体现了学者们在刑法解释的哲理层面的对立与分歧。它们中的每一种观点的哲理基础都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又都并非无懈可击。刑法解释的规则应当是一种多层次的顺次检讨规则。     

司法行为模式论——以行为理论为视角

行为模式的差异性决定行为据以发生的权力在属性上的差别,而行为模式的差异性则往往由行为对象所决定。正是司法行为对象的差异性决定了司法行为体系中存在着目的行为、戏剧行为、规范调节行为以及交往行为等不同模式及其相互之间的差异性,而这种行为模式的差异性又决定了作为司法权构成要件的司法解释权、司法审判权、司法监督权与司法调解权等四项子权力在行为模式上的差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