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目的解释的主观性和客观性

目的解释是用探求目的的方法厘清冲突法律的关系,或者填补法律的漏洞。针对目的解释,存在激烈的争论,有的学者认为其主观性太大,容易导致法官过度能动,损害法律的权威;而有的学者则从目的解释的积极意义出发,全力维护目的解释。尽管各家有这样那样的分歧,但总的原则都是在维护法律解释的客观性,不允许解释者独断专行,将自己的意志作为法律,进行裁判。但是,作为法律解释方法之一的目的解释,尽管其探求的目的标榜是客观的,而不是法官个人的恣意,我们也不能、也不应该将目的解释的探究对象仅仅指向客观的目的。实际上,目的解释的主客观性就表现在其探究的对象(目的)的性质,而这个对象(目的)既具有主观性,又具有客观性。     

论商业贿赂犯罪的认定及其刑法完善——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借鉴

商业贿赂犯罪侵犯了公平竞争的商品经济秩序,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危害十分严重,科学认定商业贿赂犯罪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世界范围内的反腐败提供了基本的科学理念和策略及基本的法律指南和行动准则。我国刑法关于商业贿赂犯犯罪的规定存在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不相一致的问题,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借鉴,将"贿赂"范围扩大到非财产性利益,增设"外国公职人员或者国际公共组织官员受贿罪、对外国外国公职人员或者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罪",废除商业贿赂犯罪死刑的规定等是我国刑法应予完善的重要内容。     

刑法关怀与刑法解释

刑法应体现法律之公平善良的特质 ,刑法关怀是指刑法对自然人、社会组织及社会所给予的刑法关注、刑法抵御和刑法保护 ,刑法解释即有权解释 ,是指有权机关依据一定原则使用法定方法对法律文本所作的阐释 ,是连结刑事立法与刑法适用的纽带和中介 ,是折射和反映刑法关怀的最佳视角。欠缺刑法关怀的刑法解释在一定程度上说可能是合法的但未必是合理的。从刑法关怀的维度审视我国现有的刑法解释 ,一方面在于把刑法关怀坚持到底 ,另一方面在于反思刑法解释的真正科学的定位 ,由此建立合法合理的刑法解释体系。     

关于《海牙规则》第10条的理解和解释问题--兼论《海牙规则》在我国的适用

<海牙规则>是有关提单和国际海上货物运输合同领域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的国际实体私法条约,我国没有加入该条约.<海牙规则>在我国涉外海事审判中不能直接适用,但是,基于冲突规范的指引,<海牙规则>在我国可以作为准据法间接适用.<海牙规则>第10条不应作限制解释,不应成为其在我国间接适用的阻碍.     

依法行政新解

依法行政是现代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依法行政的内涵在中国和西方有所区别,依法行政不是机械行政,是形式行政和实质行政的结合。只有全面了解法律的含义,全面解析行政和行政权,进一步认识行政执法者在行政中的作用,才能更好地发挥依法行政原则的精神,才能保障法治国家的建立和健全。依法行政的目标是实现法的相对确定性,依法行政的方法包括法律推理、法律解释、法律补充和价值衡量。     

《香港基本法》解释的权限和程序问题探析

《香港基本法》是全国的宪法性法律,是香港特区的根本法。为了落实"一国两制"的精神,《香港基本法》的规定其解释权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同时《香港基本法》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授予香港各级法院附条件的《香港基本法》解释权,由于二者的立场、视角、法律传统和利益存在着一定的分歧,因而在立法解释模式和司法解释模式之间存在一定的冲突与碰撞。《香港基本法》在解释主体、权限和程序设定方面存在一些问题,在实践中也引发了宪法危机,因此,应该针对存在的问题,逐步加以完善。     

“HU 理论”在工资集体谈判中的运用构想探析

工资集体谈判制度是职工工资的民主决策方式,也是工会保障职工经济权益的重要手段。作为当前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的一项战略性任务,工资集体谈判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尤其是在保障职工最低工资等方面成效显著。由于当前工会方的经济非独立性,从而使谈判话语权较弱,以及企业和职工对经营成果分配的不满等,导致谈判质量较低,特别是职工工资增长的谈判不够理想,从而使利益分配成为工资集体谈判的关键点。为此,针对工资谈判中的利益分配问题,本研究试图设计一个既能够满足企业的利益需求,又能够维护职工的正常工资需求的"工资联合确定模式",即在工资谈判中运用"HU理论",进行操作,实现劳资双赢,从而化解工资集体谈判在实践中的实施难题。     

刑法司法解释的真实逻辑

虽然最高司法机关往往强调解释符合立法原意,但实际上其一贯运用的仍然是基于特定目的的客观解释论,主观解释无非是一种论证解释之正义性的工具而已。在客观解释论指导下,解释方法的适用也就并无原则或者序位可循,不同解释方法仅仅被用来论证不同解释结论正当性的不同方式。进一步而言,在逻辑上,客观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之间具有更亲密的呼应,在客观解释支配下的、没有解释方法限制的司法解释实践必然是一种实质解释论。     

论职务犯罪技术侦查中的检察监督

在目前的刑事司法体制下,为了使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有关职务犯罪技术侦查的规定符合正当程序的理念,得到有效实施,通过司法解释进行“创制性解释”,弥合制度中的罅隙,使检察监督技术侦查的启动、实施,是较为妥行的方法。这种监督还应考虑到技术侦查行为的各种特殊形式,尤其是紧急情况下的侦查和附带型技术侦查,因此,必须结合我国职务犯罪的侦查监督体制设定可裁量性标准,以利于检察监督。     

我国《刑法修正案（八）》时间效力司法解释规定评析

我国《刑法》秉承从旧兼从轻的溯及力原则,其中＂从旧＂是对罪刑法定原则内容的反映,＂从轻＂是对罪刑法定原则根本精神的体现。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对禁止令、限制减刑问题的相关规定,没有严格遵循从旧兼从轻的溯及力原则,存在一定的不合理性。但是,有关自首、坦白、减刑、假释以及特殊累犯与数罪并罚的＂跨法＂适用的规定均符合现行《刑法》的溯及力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