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刑法定视野下刑法扩张解释的"度"——以扩张解释与类推解释的区分为视角

刑法扩张解释的"度"如何去判断,关键是扩张解释与类推解释的区分问题。对于如何区分扩张解释与类推解释,刑法理论上提出了各种标准,如内容说、思维方式说、可能文义说、核心属性说,这些标准在实践中难以经得起检验。采取单一标准对二者进行区分是不具可行性的,语词的特点、事实的多样、社会的变化、主体的差异等诸多因素及其相互关系决定了,扩张解释与类推解释的区分不是绝对而是相对的,我们必须从动态的、综合的观点去看待类推解释与扩张解释的区分。以刑法文本为依据,以事物的本质属性为主线,以国民预测可能性为限定,强调法官的"良心"在解释中的作用,并辅之以程序上的限制,具体分析、综合判断,这是我们对待扩张解释与类推解释的区分应有的态度。     

卫生行政解释的若干问题

卫生行政解释对执法人员准确理解卫生法律规范，实现卫生行政管理目的具有重要作用。在对卫生行政解释作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对执法实践中遇到的行政解释的效力问题，与立法解释、司法解释的关系及在行政法律文书中引用等几个问题作了初步探讨。     

夫妻共同债务推定规则的缺陷及重构——《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之检讨

最高法院《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规定的夫妻共同债务推定规则在施行中遭到许多质疑,本文从推定规则的制度来源、价值衡量、举证责任分配等方面分析其存在的立法缺陷,并提出重构设想。     

信息时代对刑法解释论的究问——ATM机盗窃案和“艳照门”事件引起的法律思考

信息时代背景下的ATM机盗窃案和“艳照门”事件凸显出高速发展的社会中司法解释与立法之间的紧张关系。在刑法解释论中，客观解释论居于优势地位。客观解释论是当代中国必然的选择。坚持客观解释论，不能超越法律文本的可能文义。     

民法上的人与物——对我国物权立法的考察

我国的物权法已经出台,为了使物权法更有生命力,更好地促进人的生存与发展,对既有的物权法的相关规定保持必要的反思与批判也是物权的人文精神的应有之义。因此,本文试图从物权的人文向度、物权立法的人文解读以及现行物权法的人文检讨等方面对此展开讨论。     

论目的解释的主观性和客观性

目的解释是用探求目的的方法厘清冲突法律的关系,或者填补法律的漏洞。针对目的解释,存在激烈的争论,有的学者认为其主观性太大,容易导致法官过度能动,损害法律的权威;而有的学者则从目的解释的积极意义出发,全力维护目的解释。尽管各家有这样那样的分歧,但总的原则都是在维护法律解释的客观性,不允许解释者独断专行,将自己的意志作为法律,进行裁判。但是,作为法律解释方法之一的目的解释,尽管其探求的目的标榜是客观的,而不是法官个人的恣意,我们也不能、也不应该将目的解释的探究对象仅仅指向客观的目的。实际上,目的解释的主客观性就表现在其探究的对象(目的)的性质,而这个对象(目的)既具有主观性,又具有客观性。     

试析法律解释与法律修辞的关系

法律解释与法律修辞表面是看似两种相互独立的法律方法,实际上二者却存在内在的关联,甚至相互交织、互不可缺.在某种意义上讲,法律修辞正是以法律解释为基础的,法律解释的一些具体方法同样要被适用在法律修辞的过程之中,这样在帮助法律修辞实现其说服目的的同时,也完成了法律解释自身的使命.     

人类学中的观察与理论预设

观察的前设性条件是观察的形式和结构的问题,观察既是人类学的第一要务,又是把知识托付给视觉模式或"盲人"的认识方式,而问题的提出往往是从理论预设开始的。认识是对现实世界的概念的占有,通过这一特殊的方式与现实世界沟通。预设则需要我们在理论总问题的领域内,采用与之相匹配的术语提出问题。理论预设的追问从根本上提出的是语境问题,展现的基本事实是:人类学的根本要义并非"客观"事实的描述或说明,而在于理解。即个别的东西在整体中被理解,整体的东西通过个别的东西来理解。理论预设确定了理解的先行结构,使任何"解释"都以"现在的状况"为基础而展开。     

试论我国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与司法解释

罪刑法定原则在1997年被写入我国刑法典,这是我国刑事法制建设的里程碑,对今后的刑事立法、司法都具有重要意义。最高司法机关颁布的司法解释在保证刑法的正确执行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存在明显的缺陷和不足,特别是存在与罪刑法定原则相偏离的倾向。因此,合理界定二者的关系有利于立法的完善和司法的公正。     

论法律的模糊性及其确定性追求

法律的模糊性是由语言的局限性、认识的局限性、社会的多变性和复杂性、主体能力的差异性和立法的技术性决定的。法律解释是走近法律确定性的途径,实现法律解释的有效性是判断法律确定性的形式标准。同时提高适法者素质,保证法官独立,也是行之有效的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