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权一辩

尽管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工作尚存在各种不足,然而我们更应该看到其对于我国法制建设与司法实践的积极意义。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权的正当性可以从实在法和学理两个方面得到辩护。要推进我国的司法解释制度,就要在肯定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权之正当性的基础上,对该制度的另一些重要问题展开进一步研究。     

未成年人犯罪司法解释问题之省思

未成年人犯罪是不同于成年人犯罪的一类特殊的社会现象,刑事法对该现象的研究应该有不同于成人刑法的特殊视角。基于完整的少年司法制度短期内无法登堂入室的现实情况,应该充分重视通过司法解释的管道来达到理想与现实的有效沟通。所以,未成年人犯罪的刑法司法解释应该以现代少年刑事政策为灵魂,以保守实质解释论为基本立场,适时借鉴人格刑法学的相关理论来展开探索。     

“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经济和谐——亚当·斯密经济思想的政治解读

亚当·斯密以“看不见的手”作为一种调节经济活动运行的方式，虽出于自利的动机，但结果却导致私利与公利的自然和谐，这对后继经济学者经济和谐理论的建构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理念·制度·实践:完善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三维路径

针对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存在的不足,应从理念上弱化原告资格防止滥诉的价值,明确其兼具程序性和实体性;以法律利益为基础构建行政私益诉讼原告资格标准,同时设立公益诉讼,赋予公众和检察机关公益诉讼原告资格;充分发挥法院在司法实践中的能动性,灵活把握原告资格的立法标准.     

扩张解释与类推解释之界分——近代法治的一个美丽谎言

扩张解释与类推解释间的微妙关系,一直困扰着尊崇近代刑法理念的学人和法律实践者。但至少到目前为止,对二者所做的区分由于区分标准本身的含混与模糊而无法令人信服。实际上,二者在思维模式上本无实质区别,学术界所做的这些所谓区别工作,仅仅是为了迎合近代法治意识形态的需要。但一个事实是,以罪刑法定主义为基石的近代法治原则,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坚实,因此,针对扩张解释和类推解释所做的区分工作,也许应该停止了。     

买卖合同司法解释中违约金制度的解读

最高人民法院买卖合同司法解释对违约金制度作出了进一步规定,文章从比较法和实证分析的角度,对违约金的调整尤其是法院的主动干预在法哲学、立法例、必要性以及干预的限度上进行了分析,以期对理论和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

在构成要件的解释领域有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之争.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之争本源上是罪刑法定原则之争.一般而言,形式解释论维护罪刑法定原则的形式侧面,而实质解释论不仅维护罪刑法定原则的形式侧面,也维护罪刑法定原则的实质侧面.相较于形式解释论,实质解释论更注重刑法目的合理性,更能够实现刑罚的妥当性.     

“明显违背立法本意”之追问——评《审判监督解释》第13条第六项

《审判监督解释》第13务第六项将“明显违背立法本意”作为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形之一。多数情况下，无须刻意探寻立法本意即可正确处理案件。基于语义的不确定性、法律规则冲突过多、立法水平有待提高等原因，我国不少法律的“立法本意”有时并不值得探讨，或者根本就不存在。通过探寻立法本意以求正确地适用法律、处理案件，存在诸多难以逾越的障碍，可行性相当有限，实际效果可能有违初衷。     

培根“四假相”说的诠释学意蕴

“假相说”是培根哲学体系中最重要、最有影响的学说之一.该学说的重要理论价值关键不在于它包含有对经院哲学的批判,而在于它从认识主体即解释者的角度探讨了认识或解释自然过程中产生谬误的原因,在于它通过对阻碍“自然的解释”种种因素的精彩分析深刻阐述了偏见与理解、解释之间的关系,从而以特有的方式揭示了“理解的历史性”等问题.内涵于培根“假相说”中的诠释学思想,深刻地影响了近代以来诠释学的产生与发展.     

和谐社会视野下法院调解的法理阐释

近年来,法院调解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被寄予了极高的期望.和谐社会视野下重构法院调解制度应立足于对其法理的科学阐释.作为兼具处分行为与审判行为双重属性的独特制度,法院调解的程序设置应体现诉讼解决纠纷与合意解决纠纷的特性.从形式与功能上看,西方国家的诉讼上和解与我国的法院调解并无本质区别.除纠纷解决功能外,法院调解还具有增进对话功能;形成规则功能及联结法律与道德、提高司法公信力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