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法解释中的利益相关性

刑法解释过程中始终存在着利益的影响。刑法解释主体,解释案的请求者,解释对象所代表的不同利益,解释结论具有不同的烙印。刑法解释中不同主体的利益取向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机构之间的冲突,出现人权保障和法益维护等刑法不同机能的冲突。因而必须确保不同机能的平衡,促进刑法解释过程中的参与民主性。     

论法官的解释

以往对法律解释的理解基本上是界定在有权解释的立场上,而很少谈论尤其是承认法官解释。法律解释的转向即法律解释从机关解释向法官解释的转型,使得我们认识到法官解释的重要性。恰恰是法官解释的存在,使得法律所承载的社会正义观念得到了真正的实现。     

证券回购的法律解释

关于证券回购的法律性质,主要有抵押贷款说和附条件买卖说等两种做法和观点。两种不同法律性质的证券回购,在法律关系结构和法律风险方面存在着显著差异。基于我国目前的信用环境,同时着眼于交易主体利益之平衡以及金融风险的防范,将证券回购定性为附条件买卖乃现实的理性选择。     

对社会主义发展趋势的一种解读

当前 ,世界局势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 :一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处于相对稳定的阶段 ;二是社会主义运动在前进中出现了曲折。本文就如何看待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及社会主义运动出现的困难和曲折 ,从理论上做了回答。     

论法律解释的合法性与合理性

法律需要经过理解才能得到正确的遵守和执行,我国宪法和有关法律对法律解释作了规定,但实践中还有一些问题值得探讨。本文从法律解释的概念入手,阐述了法律解释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原则,并从法律解释主体、内容和程序三方面分析了我国法律解释合法性与合理性的程度,最后提出完善我国法律解释制度的建议。     

区域文化的人类学解析--以西北安多地区为例

四川安多地区是一个多民族的混居区,通过长期的民族文化交流,各民族逐渐将异文化因子转化为本民族稳定的心理因素,并通过语言等中介,使各民族的知识经验、社会规范与价值体系得以相互吸收,并转化为不同个体的知识和经验,形成了价值观念、信念理想,显示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薪尽火传、兴灭继绝的文化底蕴.     

论客观解释立场与罪刑法定原则

客观解释论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由于刑法的客观解释是语义解释和语用解释的结合,作为客观解释前提的语义解释划定了刑法文本意义的大致范围,使刑法文本意义得以明确的语用解释须遵守语用推理规则,且刑法解释有一系列制度性制约,因而客观解释不会导致刑法解释和适用的随意性,不违背公民的预测可能性,不会产生侵犯人权的结果。     

文本、目的和语境——香港终审法院解释方法的连贯性与灵活性

针对香港终审法院有关《基本法》适用的3个判例,着重对文本、目的和语境的解释方法的话语特征和具体应用方式进行可以看出分析,普通法体制下解释方法的连贯性与灵活性使得香港法院仍然从实质上保有基本法适用的相对独立的权力。这值得内地学者进一步关注。     

从“总揽机关”到“最高机关”:“总揽”现象之宪法史阐释

在近现代中国立宪过程中,"总揽"现象是一种特殊的宪法现象。总揽机关,大致有君主、大总统以及代表国民的机关等。而关于总揽的对象,则有统治权、政务、治权和行政权等。从历史发展来看,"总揽机关"渐渐为"最高机关"所取代,后者成为宪法文件的常用术语。"总揽"现象反映了中国人对不同政体形式的认知逻辑。其背后彰显了传统法律文化中一元权力观对近现代中国立宪的影响。而"总揽"模式表现为行政集权制和民主集权制两种形式,在本质上区别于总统制、内阁制和委员会制。从历史发展来看,行政集权制与民主集权制渐渐走向融合。     

刑法解释中的利益衡量——兼论利益衡量在正当防卫案件中的运用

利益衡量作为一种重要的法律解释方法，其特色在于不是从法律条文中直接得出结论，而是实质判断先行，在实质判断的基础上选择应适用的法律条文。在注重裁判结果的社会影响与民众反应方面，利益衡量论与当前我国的司法政策存在某种暗合之处。在司法裁判中灵活运用利益衡量方法，对于贯彻落实司法政策精神、为裁判结论谋求社会认同，无疑具有十分现实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