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义解释的司法操作技术规则

经过长期的法学理论阐发与司法实践尝试和检验,逐步形成了一系列指引和规范文义解释司法运用的操作技术规则,主要包括语法规则、语义学规则、概括性法律用语规则.通过运用一系列以明晰的规则表达的文义解释操作技术,法律文本的意义模糊问题得以消解,有助于提高司法裁判质量,维护司法正义.文义解释规则化操作表征着,实体正义恰以形式正义为前提条件而获保障.     

克制和应对“碎片化”:WTO协定与多边环境和人权协定规范整合的司法路径

WTO协定在应对环境贸易争端和人权贸易争端时的贸易价值优先取向加剧了国际法的"碎片化"和"不成体系"问题。为克制和应对国际法的"碎片化",促进WTO协定与多边环境和人权协定的规范整合,《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3)(c)条可作为整体解释方法的条约依据运用于WTO协定的司法解释中,但这需要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对条约"解释"和条约"适用"做出革新的认识,将整体解释方法作为自治的条约解释方法在人权和环境贸易争端中适用,而不是陷于第31(3)(c)条所述之当事国为"条约当事国"还是"争端当事国"之争。     

基于司法解释规制机制的导向论案例指导制度

中国的案例指导制度是借鉴判例制度,在我国成文法为主的法律体系下运用案例对法律的准确理解和适用进行指导的一种司法解释制度。其与传统司法解释区别的关键在于形式,与国外判例法区别的关键在于其指导性。我国传统司法解释的本质是司法法,涉嫌立法。司法解释权实出自司法权,司法解释规制机制可从司法权内部找寻。然而,当前指导性案例作为司法解释规制机制的条件并不充分。因此,要以完善案例指导制度带动司法解释规制机制的健全。于当下而言,扩大指导性案例发布主体不失为完善案例指导制度、推进这一转变的良策。     

刑法适用中类比推理的系统检视——对“禁止类推”命题的反思

谈及类推,刑法学界普遍认可＂禁止类推＂这一原则。实际上＂禁止类推＂这一命题过于笼统和模糊,以至于几乎每个国家都有刑法权威学者对该命题持保留态度。刑法适用过程中的＂类推＂具有两种面相——作为漏洞填补方法的类推适用和作为法律适用基本方法的类推思维,前者应被刑法禁止,而后者却是刑法适用中无法禁止的推理方法。这两种类推之间的区别,实质上就是一种＂度＂的把握,而将＂度＂界定为刑法规范目的指导下的犯罪类型更具有操作性。另外,既然刑法中两面性的类比推理足以囊括刑法适用中的全部类推,那么摒弃＂类推解释＂这一充满争议的概念更为合理。     

毒品致幻型犯罪可罚性探析

我国法律并未直接规定因食用毒品产生幻觉后犯罪的可罚性问题,司法实务界也存在很多的争议。基于对毒品致幻型犯罪行为人刑事责任能力的认定及"罪刑法定"原则适用可能性分析,最终认定毒品致幻型犯罪适用刑法,从而确定毒品致幻型犯罪的可罚性,为打击毒品犯罪,遏制毒品犯罪高发势头做出一定探索。     

一个科学合理解释的质疑——评两高网络谣言司法解释

从文理解释上看,将网络场所解释为公共场所有过度诠释之嫌;从扩大解释与类推解释的形式区别上看,还无法理清二者的差异,需借助解释目标和解释限度的考察;以类比推理的方式行类推适用的实质值得警惕;在刑法立场上,应重视保障机能,采人本主义刑法观,反对工具主义刑法观。     

刑法适用中扩张解释的方法及其界限——兼论扩张解释与类推适用之区分

刑法适用过程系具体化法律和抽象化案件事实的过程,法官应对存有疑义之条款进行解释。扩张解释系刑法解释之结果,在对刑法条款进行扩张解释过程中,应明确所运用的各种解释方法及其所遵循的步骤。德、日的典型判例及我国实践都存在正确和误用扩张解释现象,应正确运用刑法解释方法,明确扩张解释的界限,准确区分扩张解释与类推适用。法官在个案中无法运用扩张解释时,立法机关应当通过及时修订法律的方式填补法律漏洞。     

刑法第239条第2款成立时间及罪数研究

应当将刑法第239条第2款"犯前款罪"的成立时间限制解释于绑架罪既遂以后,在绑架过程中致使被绑架人死亡的,根据行为以绑架罪(未遂)与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或过失致人死亡等罪名数罪并罚;杀害被绑架人的,以绑架罪(未遂)与故意杀人罪数罪并罚。致使被绑架人死亡不是结果加重犯,而是结合犯。     

论双方父母赠与夫妻的不动产之归属──对“《婚姻法》司法解释(三)征求意见稿”第8条第2款之我见

根据"《婚姻法》司法解释(三)征求意见稿"第8条第2款的规定,"双方父母赠与夫妻的不动产"被认定为按份共有。这既不符合我国现行《婚姻法》规定的"婚后所得共同制"之精神,也不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和《宪法》的基本精神,且不符合私法的价值取向。因此,它是不科学、不合理的,应当对其进行适当修改。     

侵犯商业秘密罪的立法定位与司法认定

商业秘密在刑法中与在民商法、经济法中有不同的定位,基于刑法谦抑性,应对刑法中的商业秘密进行严格解释。刑法与民法是站在不同的立场,出于不同的目的看待损失的,在侵犯商业秘密罪中,重大损失认定的依据应以侵权获利额为原则,业秘密罪中常见的犯罪形态,在本罪的行为模式中,外的个人也有构成单位犯罪的可能。特殊情况下可参考许可使用费。单位犯罪是侵犯商个人的侵权行为与单位的行为具有对向性,单位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