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征收”在《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中的扩大解释

《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的建立目的在于保护外国投资,它所承保的险别也较私营和官办海外投资保险机构的范围广。纵观MIGA(多边投资担保机构)近几年的发展,其呈现出一个新特点,就是对承保险别——"征收"一词的扩大解释上:即使东道国未明确发出征收命令,但是采取了一些事实上与征收同样效果的措施,也将被认为是实行了征收。本文结合条约的扩大解释学说和习惯国际法原则,对"征收"在国际投资实践中表现出的行为进行分析,并结合实例提出了自己的设想和思考。     

案例指导制度下的法律解释及其规则——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案例11号”为例

指导性案例对法律解释提出了四项基本要求:一是有法律解释的内容;二是解释合乎法律本意;三是对案件中法律问题的解释有所创新;四是法律解释方法应合理运用。法律解释规则的融贯运用,是满足指导性案例要求的基本的、合理的路径。法律解释规则的融贯运用,宏观上是各种法律解释规则运用的排序与整合,微观上是各种法律解释规则的具体细化运用。在杨延虎等贪污案中,首先运用了文义解释规则,在特殊情况下充分运用了扩张解释规则、体系解释规则以及目的解释规则,实现了法律效果与政治效果、社会效果的统一。     

试论刑法司法解释的发展趋势简

刑法只有经过解释,才能适用于司法实践活动中.具有我国特色的刑法司法解释作为刑法解释中的一种,从其诞生起一直备受争议.现行刑法明确规定罪刑法定原则,刑法司法解释存在就缺乏法律依据,违背罪刑法定原则的精神,更违背罪刑法定原则的出罪功能,其应该退出司法实践活动,取而代之的应为司法刑法解释.     

刑法解释限度的理论构建:从价值优化论回归合法限度论

刑法解释限度,是指刑法文义解释所不能超越的、法律文本(刑法文本)所限定的文义界限和程度,以确保刑法解释对象和解释结论的合法性(限度)。刑法解释限度所欲解决的主要是刑法解释合法性问题,而不解决合理性与合目的性的问题。刑法解释限度的判断标准,应当以法律规范用语的语用学所可能确定的、符合国民预测可能性的语言意义为标准,可以简称为“语用意义的国民预测可能性说”。刑法解释限度的诠释学功能,是指刑法解释限度在诠释学上所具有的限定刑法解释合法性的功能,其特点是有限性和层级性。     

宪法修改与宪法解释

宪法修改和宪法解释都是宪法演进的方式,但宪法解释是顺着宪法文本的原意往前走,而宪法修改则是对宪法文本的改变或补充,它多多少少改变了其方向——不是整个宪法的方向,而是宪法中的某些条文的方向。考察我国现行宪法的31条修正案,其中有些条文是应该修改、必须修改、也是只能用修正案的形式而很难用宪法解释的方式表现的;但也有些条文是可以用宪法解释的方法、而不必启动宪法修正案的形式加以改变的。     

过失犯的构成要件构造及其适用

如何适用刑法对过失犯予以处罚,虽然在刑法理论上有各种不同学说,然而均缺乏从过失犯整体构成要件的角度进行思考。本文认为,过失犯的注意义务之未规定属于立法者未能详尽地描述出的犯罪行为构成要素,这样,根据条文对犯罪构成要件的规定还无法推断行为的违法性,还必须由法官对注意义务作出必要的补充判断,因此其在构成要件构造上属于开放性的。分析过失犯的构成要件构造是对过失犯理论研究领域的拓展,有利于我们明确过失犯的类型性意义,以提倡法官对超出立法技术限度的注意义务进行补充。过失犯注意义务之未规定不属于法律漏洞,对之应该采用狭义的法律解释方法适用之。     

合同解释中的司法能动与克制

法官对合同的解释无法脱离其能动性,而主观性的解释须以客观性为目的。当法官在合同解释出现障碍时应恪守两个标准：理性第三人标准和社会公共利益标准。同时,必须对法官的能动性予以下列限制：法官在适用理性第三人标准时,应尽量避免以所谓的＂理性第三人＂之名而作出偏离缔约人真意的解释;法官在合同解释中的自由裁量权要受合同解释规则、合同文本内容、法官职业共同体之规则、公平、正义、诚信等基本原则的限制。     

占有改定与善意取得 兼论民法规范漏洞的填补

占有改定和善意取得的关系,考验着法律人的抽象思维能力和具体情形中符合事理的判断力,需要运用成文法解释模式进行法律论证。在物权法的意义脉络中,立法文本所表述的交付概念从未涵括占有改定。作为法律拟制产物的占有改定,其物权变动效果不等同于现实交付,与善意取得之间具有不相容性。占有改定的物权合意只能在传来取得的情形中产生效力,在善意取得的情形中则不生效力。为填补规范漏洞,物权法第106条所言交付应作目的论限缩解释,以免法律激励出坏的交易风险,有悖于此条款追求交易安全的价值取向。     

国学考据学的证据法研究及展望——从一重证据法到四重证据法

本文论述人类学对传统的国学方法之开拓与更新:文学人类学和历史人类学作为现代以来的人文研究新范式。在方法论上与国学考据学相对接,经历了从 20 世纪初期的二重证据说,到 90 年代的三重证据说,人类学视野与方法的介入给国学带来的格局变化;再到 21 世纪初的四重证据说,描述跨学科潮流影响之下的文化整合认知范式出现及其意义,侧重在古史研究方面,梳理出从信古、疑古、释古到立体释古的四阶段发展演变轨迹。对立体释古范式的现阶段应用实践及其前景,结合人类学中新兴的物质文化研究和新史学发展潮流,作出学术评估与展望。     

《刑法》第349条第1款的规范阐释——以“明知”为切入点

《刑法》第349条第1款规定的包庇、窝藏行为,其性质会因行为人"明知"的有无、内容和程度而改变,从而构成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罪,窝藏、转移、隐瞒毒品罪,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窝藏、包庇罪或非法持有毒品罪等不同的犯罪,甚至完全可能是无罪。这就涉及到诸多刑法条文的规定。因此,应以"明知"为切入点,往返于规范与事实之间,把《刑法》作为统一的整体,对《刑法》第349条第1款进行体系解释,方可得到合理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