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救治权问题研究

《侵权责任法》56条的规定完善了患者的紧急救治权,但是患者知情不同意的情况下,紧急救治行为是否应该进行,还是需要解决的问题。从我国相关法律对紧急救治权的规定及理论研究,国外对紧急救治权的规定及实务处理方面进行研究,继而提出对紧急救治权的完善。     

《基本法》架构下的特区政制及其实践——以香港特区行政、立法、司法的关系为视角

一国政治体制架构中,行政的职权配置及其与立法、司法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是研究具体行政职权与行政法律关系的前提和基础。《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确立的行政主导模式集中体现了各国政制架构的发展趋势,其十余年来的运行状况又生动反映了两大法系的具体分歧与融合。以香港特区为视角,揭示行政职权设置及其运行机制的内在机理,可为行政职权的基础理论研究提供分析样本。     

发挥民主党派在社会管理 创新中独特作用的若干思考

加强与创新社会管理，是我国平稳度过社会转型期、建设和谐社会和小康社会所必须不断实践的重大课题。统一战线是以“增进团结、维护稳定、凝聚人心、汇聚力量”为根本任务的，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中更应当积极发挥作用，努力产生成效。而作为统一战线的重要一员，民主党派更要以其政治地位、功能的独特性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中发挥其桥梁、献策、督促、凝聚等独特作用，使民主党派更好地参与和服务社会管理，作出其独特贡献。     

徇私枉法罪犯罪主体实证研究

从犯罪主体所在单位而言,公安机关工作人员是徇私枉法犯罪的重灾区,占样本数的87.5%;在公安机关内部,犯罪主体属于县（区）级以下公安机关（机构）的工作人员占样本数的76.3%;犯罪主体均为男性,且年龄在30岁至50岁之间的样本数占80.7%;在庭审中,对犯罪主体是否属于司法工作人员的争论或辩护不仅涉及到罪与非罪,还涉及到此罪与彼罪的问题,最终必将影响刑罚的适用。公安机关的性质属于行政机关,但不能由此推断公安机关内部的工作人员均为行政工作人员而非司法工作人员。司法鉴定人员和聘用人员可以单独成为徇私枉法罪的适格主体;不具有司法工作人员身份的人可以成为徇私枉法罪的共犯。     

关于上海市未成年人重新犯罪情况的调研报告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人口的持续导入,2010年至2012年间,上海市未成年人重新犯罪率均高于全国未成年人重新犯罪率。我们通过分析这三年重新犯罪的305名未成年人的基本情况,并结合其主体、家庭、环境、司法执法等因素,提出了相应对策与建议。     

人质解救中的精确枪击之我见

精确枪击在人质解救中有着十分重要和不可替代的作用.解救人质时精确枪击必须有实施的法律条件和过硬的射击技术,以及所需的地形地物和武器、通讯等装备.必须积极寻找、把握和创造战机.必须确保人质、周围群众及警察自身的安全;并要统一指挥,协同作战;里应外合,多管齐下;部位准确,首发命中.     

上海服务业的发展轨迹与新态势——以城市功能变迁为视角

城市功能的变迁与城市产业的发展相辅相成。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服务业高度繁荣,成就了上海"多功能经济中心"的地位。建国后很长一段时期,片面强调工业生产的城市功能定位,决定了城市产业发展的方向,上海服务业处于不断萎缩之中。改革开放后随着产业发展和城市发展的内在规律越来越受到尊重,上海城市功能再次向多元化方向变迁,服务业发展迎来新的契机,再度兴起。近年来,世界经济面临深度调整,国内经济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增长方式面临转变,提高全球资源配置能力成为对上海城市功能在能级上的新要求,对应这种形势,上海的服务业发展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态势。     

罗马法上的人格制度探析

罗马法上的人格概念,是依附于人(主体)又区别于人的概念,在罗马法中人的身份作为生物人与自然人的连接点,充当了界定适格者并使其成为法律主体的前提与方法。市民社会中的身份制度为罗马法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适合的土壤,这使得古罗马法中的人格成为了组织社会身份制度的工具。     

人民检察院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职能定位研究

当前制约人民检察院提起环境公益诉讼最突出的问题,是我国法律尚未明确检察机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职能。人民检察院提起环境公益诉讼,既缘于公民、环保组织、行政机关的局限性,也是人民检察院履行其职能的必然要求。人民检察院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具有形式正当性和实质正当性。不断完善的立法将克服法条主义的缺陷,为人民检察院提起环境公益诉讼提供法制保障。     

日本食品行业FCP的运行机制与功能研究——基于对我国“三鹿”、“双汇”事件的反思

近年来,日本政府为应对国内食品安全事件引发的消费者信任危机,在食品行业实施了一项以强化食品行业相关主体之间信息交流为特征的食品安全管理工程项目,即FCP(FoodCommunicationProject)项目。本文首先从"三鹿"、"双汇"事件出发,反思了我国食品行业主导企业产生食品安全问题的社会影响及其深层原因,指出了目前我国食品行业中大型主导企业的食品安全责任缺失问题,并阐述了借鉴日本食品行业FCP项目理念的意义所在。在此基础上,通过对FCP的系统结构、运行机制的深入分析,挖掘了FCP在食品安全控制中发挥的功能作用。最后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揭示了FCP对我国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的重要启示,即政府应重新定位自身在我国食品安全管理中的应有角色;政府和企业应重视通过信息沟通挖掘消费者的食品安全管理潜能;政府和企业应共同合作建立食品安全控制的利益主体主导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