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威胁与战略对策

意识形态安全主要包括指导思想的安全、政治信仰的安全、道德秩序的安全、民族精神的安全等内容。当代中国社会意识形态发生了深刻变化,目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意识形态中占据着主导地位,中国意识形态总体是安全的,但在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下,中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着西方文化霸权、西方民主输出、网络信息舆论负面干扰、宗教渗透等各种严峻威胁,需要我们进一步巩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加强网络舆论管理和引导,增强抵御宗教渗透的能力,审慎应对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存在的风险、威胁与挑战。     

检察机关刑事被害人救助追偿制度构建

检察机关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实施以来,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存在具体追偿制度缺位等诸多问题。一般而言,检察机关刑事被害人救助追偿制度仅指向加害方追偿。目前,刑事被害人救助追偿制度的建构具有立法、理论和实践上的依据,具体应包括发现、追偿、处置、救济四种机制。为实现该制度的长效化,除追偿资金外,还可以探索将追缴的犯罪所得及收益、罚金和没收的财产、监管场所在押人员的劳动创收等全部或者部分纳入刑事被害人救助资金,以拓宽其资金来源渠道。     

内幕交易犯罪客观要件的认定——以美国对证券内幕交易罪的相关规定为视角

伴随着中国民众投资理财观念的不断增强,证券交易已经成为我国国民经济中不可或缺的一种交易形式。其中,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的行为日益频繁,且呈现出行为方式多样化、主体多元化的特征。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12年5月出台了第一部专门针对内幕交易犯罪的司法解释。由此,结合美国关于证券内幕交易的相关理论、法规和案例,对《关于办理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规定的解释》中所涉及的关于内幕交易罪客观行为规定所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修改和完善建议。     

从2011年的G20峰会看法国戛纳安保模式

2011年11月3日至4日,G20峰会于法国南部城市戛纳召开。本次峰会的召开正值一个微妙的时刻:欧洲债务危机不断发酵、美国经济复苏步履维艰、新兴经济体面临保增长与抑通胀两难困境。法国警方在承担这次重大国际会议的安保任务中形成了一套独有的法国戛纳安保模式,为我国大型活动警务安保工作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     

网络舆论对法治的影响以及解决方法之探究

在互联网对我们生活影响日益深刻的同时,网络逐渐成为网民表达思想和言论的新渠道和新平台.作为一种新兴起的舆论监督力量,凭借其特性,网络舆论相对其他平面媒体有着不可比拟的强大优势.积极的一面是网络舆论在成为一种监督力量的同时也加速了案件的进展和审理,在一定意义上促进了司法公正.当然在缺乏法律监督的前提下,毫无束缚的网络舆论必然会对司法公正产生强势干预,对我国的法制进程产生消极的影响.由此,应当从重视道德规范、出台相关立法、加快权利救济渠道、话语权四个方面解决网络舆论和司法公正进程的冲突.     

我国商业银行混业经营发展分析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和金融服务多元化的发展,混业经营已经成为未来金融行业发展的主流模式,我国所奉行的分业经营模式弊端日益显现,在这种情况下,相关政策开始松动,金融监管当局开始鼓励商业银行向混业经营进行发展,银行自身业务呈多元化发展,金融控股集团雏形初现。     

最高人民法院在合宪性审查中的现状、困境与出路——兼对我国《立法法》第99条第1款解释

我国《立法法》预设了最高人民法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合宪性审查的路径。从现有裁判文书来看,最高人民法院在实践中并未遵循我国《立法法》所预设的路径,而是在绝大多数案件中回避了合宪性审查诉求,同时又在个别案件中进行了合宪性审查,陷入了完全回避与直接审查的两难困境。造成这种困境的原因在于,我国《立法法》对最高人民法院在合宪性审查中的权力基础、权力行使程序缺乏清晰的规定。对此,亟待通过法律解释进行明确和细化,否则最高人民法院将无章可循,无法贸然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合宪性审查。为了化解最高人民法院面对的这一困境,有必要对我国《立法法》第99条第1款进行解释,推导出该条款在授予最高人民法院提请审查权时,还隐含着另一项未被释明的权力即预审权,其共同构成最高人民法院在合宪性审查中的权力基础;同时,为了使预审权与提请审查权的行使制度化,有必要对其行使程序进行细化,建立起预审-提请审查机制。     

清代因案修例的现象还原与性质界定——兼论其对完善案例指导制度的启示

清代的因案修例,即基于某一司法案件对《大清律例》中的相关条例进行修改。这是清代司法实践中一种常见的法现象。《大清律例通考》《读例存疑》等考证类释本和《驳案汇编》《刑案汇览》等描述类案例集,分别以法律文本备注和刑事案例陈述的形式,记载了因案修例的诸多实例。结合因案修例的各方面特征来看,它属于清代法律的一种司法创制机制,带有典型的传统中国特色。清代统治者通过此种机制从司法案件中抽象出成文法则,进而实现法律文本稳定性与适应性的均衡。对于当前我国的案例指导制度,因案修例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其对明确案例指导制度的发展路径和方向,以及完善“由案到法”的衔接机制、指导性案例的审核机制、类案判断机制、指导性案例的退出机制等,具有积极的可借鉴之处。     

论法官惩戒委员会的法律地位

设立法官惩戒委员会,并由该委员会对法官履职是否构成违法审判提供专业意见,是完善法官惩戒制度的重要内容和制度创新。对法官惩戒委员会的定位与职能,学界的建议与实际的制度建构并不完全一致。各地在设立法官惩戒委员会的过程中,因对其法律地位的理解不深、不透甚至存在偏差,导致其处于“无功能”的状态。作为一个全新的制度设计,在有域外先例可供借鉴的情况下,吸收其有益经验,再根据中国现实国情来建构,是制度建设的有效途径。当前,应根据修订后的我国《法官法》对法官惩戒委员会的相关规定,在明确法官惩戒委员会法律地位的基础上,在设立主体、委员构成、设立模式上下功夫,并做好与其他职能部门的衔接工作,确保法官惩戒委员会依法建构并保证制度得以顺利运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指导性案例形成的作用——侧重以刑事指导性案例为视角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指导性案例的形成具有指引作用。指导性案例中对核心价值观之具体内容的直接引用或间接体现,对案例形成前期的司法个案裁判具有指导意义。核心价值观参与司法适用,应具体化为一种司法价值观,并明确其适用的具体边界,以减少适用的主观性、伦理性、非规范性与不确定性。根据司法价值观的一般内容要求,应对核心价值观的内容予以选择,并兼顾核心价值观的道德引领与法理论证,注重核心价值观各内容要素之间的关联性。核心价值观对于形成后的指导性案例具有分类作用,应注意形成核心价值观不同具体内容方面的案例群,并明确指导性案例形成的主要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