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 Reviews

Books reviewed:
Evans , Freedom of Religion Under the ECHR
Garland, The Culture of Control: Crime and Social Order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Cole, Suspect Identities: A History of Fingerprinting and Criminal Identification
Alldridge, Relocating Criminal Law
Leigh, Law, Politics, and Local Democracy     

论劳动法在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多种经济成份的共存,必然导致竞争的激烈。尤其是人才的竞争,在劳动法实施中存在的问题愈来愈突出地显现出来。如何避免和解决此类纠纷,是现实中不容忽视的问题。文章结合司法实践,对劳动法在实施中存在的几个问题及相关对策作了论述。     

辩诉交易程序中的被害人问题研究——以英、美为中心

在国内学界激烈争论的辩诉交易程序之中,被害人的权利缺失与权利保障是一个尚未被触及的领域,而这一问题正是已经在立法上采纳了辩诉交易的国家围绕着该制度的存废所探讨的核心问题,本文在考察了英美两国辩诉交易中被害人地位以及权利的问题之后,从确立被害人权利的合理界限的角度提出了构建符合诉讼各方利益的我国新型辩诉交易制度框架的设想。     

中国古代民法与现代民法若干问题比较研究——以物权法为中心

本文以物权法为中心,从古代民法的有无、物权客体的分类、永佃权以及遗失物制度几个方面与现代民法进行了比较研究。得出了中国古代不仅存在民法而且内容非常丰富,对之进行研究将对我国现今民事立法大有裨益的结论。     

惩罚吸毒的根据——《禁毒法》(草案)引发的思考

国内法学界目前在对吸毒行为如何定性问题上有三种观点相持不下,焦点是吸毒的犯罪化与非犯罪化或者说是吸毒的合法化与非法化的问题。是否将吸毒犯罪化,涉及吸毒者是否应当受到刑罚、惩罚的对象以及应当受什么惩罚等问题。关于法律惩罚正当性的论证,既有报应主义和功利主义两种思路,又有强调个人自由的古典自由主义以及强调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国家—社群主义两种立场。前者注重吸毒对社会法益的侵害,后者则关注公民反毒意识的形成。     

监狱工作宗旨论析——基于执法为民理念

文章基于执法为民理念,阐释对监狱工作宗旨的理解。文章认为,监狱工作宗旨根源于党的根本宗旨,其实质是为人民服务;“为罪犯服务”的提法因其政治上、法律上的谬误而有悖于监狱工作宗旨,而“为罪犯改造服务”的提法因其逻辑上的含混而无法正确诠释监狱工作宗旨;监狱警察履行监狱工作宗旨,应当做到牢固树立人民公仆意识,忠诚执法,自觉服务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美国政府采购立法及其借鉴意义

美国是世界上政府采购法律制度最为完善的国家之一。其政府采购立法的成功经验对政府采购法律制度不太完善的我国来说 ,具有借鉴意义。本文对美国政府采购立法的基本原则、特点作出了阐述以及对我国政府采购立法的借鉴做出了探讨     

法学研究的经济学维度——基于法律经济学的思考

法律经济学作为经济学帝国主义的重要表现 ,它是用经济学的方法和理论来考察、研究法律和法律制度的形成、结构、过程、效果、效率及未来发展的学科 ;它是法学和经济学科际整合的边缘学科。本文在阐述了法律经济学的发展历程及基本理论思维后 ,提出了法律经济学运动带给我们的几点思考     

反垄断法私人执行的优越性及其实现——兼论中国反垄断法引入私人执行制度的必要性和立法建议

反垄断法私人执行的立法和实践始于美国,现在已经成为大多数国家的必然选择.反垄断法的私人执行具有自发性优势和比较优势两大优势,"赔偿功能"和"威慑功能"是私人执行"自发性优势"的主要体现,而"救济功能"和"指示功能"则是私人执行"比较优势"的主要表现.为了充分实现反垄断法私人执行的优越性,在制度设计上应遵循"法律上可能,经济上有利"的原则.为了促进我国反垄断法的有效实施,应引入私人执行制度,并在反垄断立法中对私人执行制度作出详细的规定.     

中国现行法律解释制度研究

法律解释制度是国家法律制度整体中具有辐射性和跨越性的重要制度。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首要的法律解释权 ,解释法律应当遵循五道程序 ,法律解释同法律具有同等效力 ,最高司法机关可以就司法中具体应用法律的问题进行解释 ,这些内容构成了中国现行法律解释的制度框架。这一制度框架中 ,立法法规定的法律解释制度在法律意义上是成立的 ,198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是否合法则存在疑问。现今绝大多数国家一般都以司法机关为主要的法律解释主体。中国实际采行的则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和最高司法机关都解释法律的二元化体制 ,前者是法律上的首要法律解释主体 ,后者则是实践中最主要的法律解释主体。几十年间 ,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作的法律解释为数非常有限 ,倒是法律上处于其次地位的最高司法机关的法律解释为数甚多。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 ,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首要的和主要的法律解释权 ,在逻辑上是成立的。然而逻辑上成立未必能完全解决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会期不足因而不能随时根据需要解释法律 ,它并不具体应用法律因而难以适时就法律应用特别是法律适用做出法律解释。转变这种状况 ,单用所谓立法解释、司法解释、行政解释这种颇具中国特色的分类方法是不敷需要的。在法治发达的环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