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路径选择

摘要：理论形态的发展与文化形态的发展具有时代同步性。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产生于理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化氛围,而当代的风险文化是构建马克思主义新形态的文化土壤,由此显现了以文化路径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可能性。风险文化是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内核,风险文化学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新形态,它以风险意识为核心概念,并以马克思主义风险文化思想为理论主体,同时以科学发展为实践归宿。     

强化法律监督,提高检察公信力

除诉讼监督、职务犯罪监督等传统监督以外,检察机关还应当强化以监所监督、行政监督为重点的法律监督;创新监督机制,大胆运用检察建议、案例指导等多种方式;大力提高干警政治、业务素质,加强基层检察院和检察文化建设,从而全方位提升监督能力和水平,实现检察工作服务科学发展与自身科学发展的有机统一,提高检察公信力。     

莫让“爱心”变“伤心”——爱心捐助余款归属的法律分析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体现,也是对传统美德的继承,随着爱心捐助活动的频繁,捐助款额的增大,伴随而来的剩余款项纠纷也日益增多,而此类纠纷大多由于爱心捐款的余款归属而引起,而我国法律对于此处的规定,尚处于模糊的状态,且各地法院对此类案件的审理也未有统一惯例,应从爱心捐助的行为性质、爱心捐助行为中三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着手,立足于现有法律的规定和理论的发展,分析爱心捐助中剩余财产的归属问题。     

越南李朝兵制与唐宋兵制关系探析

兵制是一个国家的重要典章制度,同时也是维护国家独立和民族繁荣的有效手段。李朝作为11至13世纪中南半岛上的强国之一,十分重视兵制的建设。由于中越复杂的历史联系,李朝立国后在兵制的设置上借鉴了唐宋兵制,尤其是重点效仿唐宋兵制的军事领导体制、武装力量体制和兵役制度等军事制度。不过,李朝兵制并没有完全照搬唐宋兵制,它既吸收了唐宋兵制的精华,又因地制宜地发展出了符合李朝自身国情的兵制,并增设了新的兵种象兵。李朝兵制无论是在平定内乱抑或开疆扩土中,都契合了国家发展的实际需要。反过来,李朝兵制也对宋朝的兵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宋朝也参考了李朝兵制对其兵制进行改革。宋朝兵制在改革中充分借鉴了李朝的军事编制,尤其是军这种新的军队编制的创设,成为宋朝改革军队编制的开端。从李朝兵制大力效仿唐宋兵制,再到宋朝亦在兵制建设上借鉴李朝兵制的优点,这种相互学习与借鉴,增进了古代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也进一步促进了二者之间的相互交融和融合,从而形成了今天的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文化中你只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格局。     

“债随物走”规则的理论基础是什么——以企业转投资案例为焦点的实证研究

最高人民法院于2003年通过司法解释创造了债随物走规则。这一规则在实践中常适用于企业将其重大资产对外投资的交易。现有的相关研究大多认为这一规则是对法人财产独立制度的违反,主要以继受人责任和公司分立作为对该规则进行限缩解释的理论基础。针对这一规则,截至2018年9月的全样本实证研究表明,我国法院在企业对外投资情形下适用债随物走规则有其现实的考虑,其决定性因素包括债权人的类型与新设公司外部投资者的数量。现有相关研究并未意识到这些因素的重要性。与现有理论相比,资产分割理论可以很好地帮助人们分析债随物走规则的制度成本与收益,也更契合目前我国的司法经验,可以为这一规则未来的适用提供指导。根据法院的判决经验与理论分析,法院应仅在转移资产的企业之债权人明显缺乏自我保护能力,且资产受让公司外部投资者数量较少的情况下适用债随物走规则。     

论法官惩戒委员会的法律地位

设立法官惩戒委员会,并由该委员会对法官履职是否构成违法审判提供专业意见,是完善法官惩戒制度的重要内容和制度创新。对法官惩戒委员会的定位与职能,学界的建议与实际的制度建构并不完全一致。各地在设立法官惩戒委员会的过程中,因对其法律地位的理解不深、不透甚至存在偏差,导致其处于“无功能”的状态。作为一个全新的制度设计,在有域外先例可供借鉴的情况下,吸收其有益经验,再根据中国现实国情来建构,是制度建设的有效途径。当前,应根据修订后的我国《法官法》对法官惩戒委员会的相关规定,在明确法官惩戒委员会法律地位的基础上,在设立主体、委员构成、设立模式上下功夫,并做好与其他职能部门的衔接工作,确保法官惩戒委员会依法建构并保证制度得以顺利运行。     

法教义学的基本功能:从刑法学视域的思考

中国法学界系统地研究法教义学之功能的专门作品目前尚很少见。研究法教义学的功能,旨在回答法教义学的服务对象问题。若其功能不明,则必然会引发立场、方法与主体性之争,导致法教义学成为一种无底盘的游戏。法教义学乃是法学家针对规范适用、规范评价、规范塑造展开的理论建构与知识储备,具有司法与立法两个基本面向。其中,司法面向的法教义学具有三重功能:个案的妥当性解决、案件处理之间的协同性与理清社会发展的理想。立法面向的法教义学则是通过教义分析,明确法规范中存在的矛盾之处、有违明确性原则之处或处罚漏洞等,从而促进立法改进,确保法律良善。     

从“非正式帝国主义”到“法律帝国主义”:以近代中国的境遇为例

近代国际法理论框架下的非正式帝国主义,由最初的自由贸易模式扩展至政治、司法等诸般间接控制样式。在非正式帝国的塑造中,合乎国际法规范的条约具备去疆界化与再疆界化的意义,即破除正式领土帝国的堡垒,重建非正式帝国的藩篱。法律无疑是实现非正式帝国主义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撑,而它本身也成就为非正式帝国主义的一种典型形式——法律帝国主义。以近代中国的境遇为例,法律帝国主义所表达的,正是在政策指引之下,借助条约规定方式,以治外法权为基本实践手段,通过司法机构的跨域构建以及法律职业人士的身体力行,以最终达成西方法播散的整体过程。对此,我们应有清醒的认识。     

目标公司反收购法律规制研究

目标公司在反收购过程中会涉及到众多利益相关者,因此各国立法对目标公司的反收购都有严格的规制。由于我国反收购立法的不完善,导致在反收购的实践中出现的许多问题而没有解决的法律依据。本文以目标公司反收购及其法律规制为主线,通过对两大法系反收购立法模式的介绍以及对我国立法模式的评析,从三个层面,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对完善我国规制目标公司反收购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兴利除弊：一人公司的法律规制

一人公司的出现历经全面禁止、个案承认和普遍认可的发展轨迹，一人公司的出现既是传统公司内部制度发展演变的必然结果,更是一人公司利益相关者就公司利弊长期博弈的产物，对此，应当兴利除弊，并采取多管齐下的措施进行法律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