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我国知名运动员人格权在商业利用中的保护

在现代社会，知名运动员的人格权的商业利用逐渐增多，在商业利用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知名运动员人格权受侵害的情况，因而分析侵害的根源，规范商业利用的形式，采取相关法律措施保护我国知名运动员商业利用中的人格权就显得尤为必要，在理论和实践中都应对此予以重视。     

检察机关机动侦查权分析及完善路径

机动侦查权是检察机关侦查权力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从保留必要性来看,监察委员会的调查权和公安机关的侦查权均不能取代其法律监督的宪法地位。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对检察机关机动侦查权的适用范围做出了限缩,机动侦查权在司法活动中运用的频率偏低。其原因是,检察机关机动侦查权在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要求下存在适用边界不明、启动程序繁琐、机关职权划分不明等问题。在明确《刑事诉讼法》对机动侦查权的功能定位是适时监督、寻求个案正义的前提下,通过划分机动侦查权适用的具体范围、简化机动侦查权的启动程序、确立检察机关启动机动侦查权的主导地位等路径对检察机关机动侦查权进行完善。     

检察官客观义务与司法伦理建设

检察官客观义务是检察伦理的核心内容。实践中,检察伦理的缺失不仅会导致冤假错案和个案处理不公,而且会导致司法公信力的缺失,也无法形成良好的法治环境,对国家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形成很大障碍。检察机关应当秉持客观义务,从客观义务伦理的内在要求和现实状况来建设检察机关伦理道德,并重点关注正义精神、公平意识、公益之心、法治信仰和诚信伦理。同时,还要认真研究检察官伦理建设的有效性问题,即尊重现实人性,固守“底线伦理”;发挥示范作用,形成“引导伦理”;重在制度建设,生成“规制伦理”;协调矛盾冲突,确立“至上伦理”。     

《刑法》第358条刑罚适用问题探讨

《刑法》第358条的设置为学者诟病。组织卖淫罪的组织性界限不明,但当我们将组织卖淫罪限定在满足场所条件和人员规模条件后,各罪的界限开始清晰。组织卖淫罪的客观行为涵盖了强迫行为。当组织卖淫活动中出现强迫行为时,应以组织卖淫罪认定。本条规定的五项加重情节全部适用于组织卖淫罪,第（二）项至第（五）项适用于强迫卖淫罪。加重情节“强奸后迫使卖淫的”之强奸行为与卖淫行为存在顺承关系。强迫幼女卖淫无需对“幼女”的明知。在认定淫业犯罪时,应放弃对卖淫次数的评价。     

论中外合作经营企业的法律性质及法律特征

国际投资企业形式包括股权式合营企业和契约式合营企业两种。从中外合作经营企业产生的背景分析,它是在中国具体国情中独创出来的一种企业形式,其法律性质在于它是对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的灵活变通,这种变通表现在其法律特征之中。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各方权利义务虽不尽相同,但仍符合平等互利的法律原则和国际惯例。     

数学对法律文化的影响

数学的特性和认识功能决定了数学不可避免地会对法律文化产生影响。数学对法律文化的影响分为三个历史时期。数学方法、数学观念、数学精神都对法律文化产生过重要影响。数学为法律科学提供了一套科学的知识体系 ,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 ,促进了法律知识的增长和法律文化的进步     

关于危险驾驶罪的论证与理解——以风险刑法理念为理论基础

《刑法修正案（八）》已在民众的呼声中顺利通过,但对于理论界和实务界来说依然任重道远,如何论证和理解法律规定成为关键。以风险刑法理念作为理论基础创建的危险驾驶罪必须合理解决罪刑法定原则与罪刑相适应原则的契合问题,以彰显以人为本的现代刑法理念,并在此基础上论证和理解犯罪构成,并检验刑事法律后果,从而提出可行性的立法和司法方案。     

强化法律监督,提高检察公信力

除诉讼监督、职务犯罪监督等传统监督以外,检察机关还应当强化以监所监督、行政监督为重点的法律监督;创新监督机制,大胆运用检察建议、案例指导等多种方式;大力提高干警政治、业务素质,加强基层检察院和检察文化建设,从而全方位提升监督能力和水平,实现检察工作服务科学发展与自身科学发展的有机统一,提高检察公信力。     

莫让“爱心”变“伤心”——爱心捐助余款归属的法律分析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体现,也是对传统美德的继承,随着爱心捐助活动的频繁,捐助款额的增大,伴随而来的剩余款项纠纷也日益增多,而此类纠纷大多由于爱心捐款的余款归属而引起,而我国法律对于此处的规定,尚处于模糊的状态,且各地法院对此类案件的审理也未有统一惯例,应从爱心捐助的行为性质、爱心捐助行为中三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着手,立足于现有法律的规定和理论的发展,分析爱心捐助中剩余财产的归属问题。     

“债随物走”规则的理论基础是什么——以企业转投资案例为焦点的实证研究

最高人民法院于2003年通过司法解释创造了债随物走规则。这一规则在实践中常适用于企业将其重大资产对外投资的交易。现有的相关研究大多认为这一规则是对法人财产独立制度的违反,主要以继受人责任和公司分立作为对该规则进行限缩解释的理论基础。针对这一规则,截至2018年9月的全样本实证研究表明,我国法院在企业对外投资情形下适用债随物走规则有其现实的考虑,其决定性因素包括债权人的类型与新设公司外部投资者的数量。现有相关研究并未意识到这些因素的重要性。与现有理论相比,资产分割理论可以很好地帮助人们分析债随物走规则的制度成本与收益,也更契合目前我国的司法经验,可以为这一规则未来的适用提供指导。根据法院的判决经验与理论分析,法院应仅在转移资产的企业之债权人明显缺乏自我保护能力,且资产受让公司外部投资者数量较少的情况下适用债随物走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