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上市公司高管报酬的法律规制

近年来,我国上市公司高管报酬数目畸高、增长迅猛,与公司业绩脱节,与普通员工报酬差距不断拉大。这引发了社会对高管报酬合理性的质疑。上市公司高管报酬问题集中反映公司治理结构中存在的问题。由于上市公司高管报酬的自我交易特征和潜在的利益冲突,公司法应从程序性公正方面来对其进行规制。     

由“程序”而“法治”？——从文化视角浅议“程序正义”

在程序法制不断完善的当下中国．依然出现了集体性的违反法定程序实施的行政处罚行为，这是否是荣格所说的“集体无意识”？法律程序以其能吸收不满和限制恣意而被视为“法治国”建设的重要环节，对中国法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如果不注意法律程序背后的文化支撑，那么“程序法治”很可能在“中国特色”的名义下违背提倡者们的初衷。     

法律发展与法律知识化

法律发展首先必须面对合法化与价值诉求问题，而这一切又无不与作为基础的法律主体的知识立场密切相关。如何谋求“法律知识化”、话语合法化以及法律主体的价值立场的有效运作，是法律文明、有效发展的必要途径，也是法律发展话语摒弃规则主义弊端制约而建构自我所不可回避的挑战。从西方国家的经验看，现代法治的确立与以理性化为核心的法律知识化过程密不可分，法律知识化由知识对法律的关系提升、扩展为一种法律观，再由一种法律观落实为一种价值观、方法论，并由此引导法律主体追求和建设一种新的法律文明。更为重要的是，“法律知识化”使法治成为近代法律发展的本质性，把知识化原则导入法律发展领域，从而实现了法律发展的革命性变革。     

我国权证市场存在的问题及其法律规制路径

权证作为证券衍生品,在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的同时,自身的一系列现实问题也随之凸显。从法律上分析导致权证现实问题的主要成因在于,现有关于权证法律规制的效力不足和现行权证的具体自律规则不完善。因此,应在现有证券法律框架内构建我国权证市场的法律规制体系,完善权证具体的法律制度。     

行政复议决定的法律效力研究

行政复议决定的法律效力是行政复议制度的生命力。但目前,法律对行政复议决定法律效力的规定过于简单,面对不断出现的疑难案件,实务界常常束手无策。因此,理论上对行政复议决定的法律效力进行研究就显得十分必要。     

政党规范的形式与效力

政党规范是关于政党的各种规范的总称,其核心问题是如何有效进行政党治理、维护政党政治秩序、促进民主政治发展。政党规范主要包括法律规范、社会规范、内部规范。这三种形式的政党规范既有一定的联系,在价值追求、形式特点、效力范围、实现方式方面又有明显区别。在当今世界,政党政治的复杂性、系统性、多样性,决定了仅靠任何一种规范都难以有效地进行政党治理;只有把政党规范作为一个体系、树立系统的政党治理观,既加强立法、依靠法律来匡正政党行为,也加强政治伦理建设、用伦理秩序来匡扶人心,还要加强政党内部建设、整合党内秩序,做到德法相济、内外相济、各种政党规范相协调,才能构建合理的政党政治秩序、促进民主政治发展。     

试论我国知名运动员人格权在商业利用中的保护

在现代社会，知名运动员的人格权的商业利用逐渐增多，在商业利用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知名运动员人格权受侵害的情况，因而分析侵害的根源，规范商业利用的形式，采取相关法律措施保护我国知名运动员商业利用中的人格权就显得尤为必要，在理论和实践中都应对此予以重视。     

检察机关机动侦查权分析及完善路径

机动侦查权是检察机关侦查权力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从保留必要性来看,监察委员会的调查权和公安机关的侦查权均不能取代其法律监督的宪法地位。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对检察机关机动侦查权的适用范围做出了限缩,机动侦查权在司法活动中运用的频率偏低。其原因是,检察机关机动侦查权在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要求下存在适用边界不明、启动程序繁琐、机关职权划分不明等问题。在明确《刑事诉讼法》对机动侦查权的功能定位是适时监督、寻求个案正义的前提下,通过划分机动侦查权适用的具体范围、简化机动侦查权的启动程序、确立检察机关启动机动侦查权的主导地位等路径对检察机关机动侦查权进行完善。     

检察官客观义务与司法伦理建设

检察官客观义务是检察伦理的核心内容。实践中,检察伦理的缺失不仅会导致冤假错案和个案处理不公,而且会导致司法公信力的缺失,也无法形成良好的法治环境,对国家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形成很大障碍。检察机关应当秉持客观义务,从客观义务伦理的内在要求和现实状况来建设检察机关伦理道德,并重点关注正义精神、公平意识、公益之心、法治信仰和诚信伦理。同时,还要认真研究检察官伦理建设的有效性问题,即尊重现实人性,固守“底线伦理”;发挥示范作用,形成“引导伦理”;重在制度建设,生成“规制伦理”;协调矛盾冲突,确立“至上伦理”。     

《刑法》第358条刑罚适用问题探讨

《刑法》第358条的设置为学者诟病。组织卖淫罪的组织性界限不明,但当我们将组织卖淫罪限定在满足场所条件和人员规模条件后,各罪的界限开始清晰。组织卖淫罪的客观行为涵盖了强迫行为。当组织卖淫活动中出现强迫行为时,应以组织卖淫罪认定。本条规定的五项加重情节全部适用于组织卖淫罪,第（二）项至第（五）项适用于强迫卖淫罪。加重情节“强奸后迫使卖淫的”之强奸行为与卖淫行为存在顺承关系。强迫幼女卖淫无需对“幼女”的明知。在认定淫业犯罪时,应放弃对卖淫次数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