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瑰丽的大自然的歌手——艾米莉·狄金森自然诗作初探

本文从社会历史研究的角度剖析艾米莉·狄金森的自然诗作 ,指出狄金森笔下的自然对人类时而慈爱友善 ,时而充满敌意 ,既带给人类愉悦与和谐 ,又给人类以伤害。论文深入个人的、文化的和历史的背景 ,剖析造就这种矛盾的自然观的原因 ,从而揭示了困扰众多中国读者的“狄金森之迷”     

数学对法律文化的影响

数学的特性和认识功能决定了数学不可避免地会对法律文化产生影响。数学对法律文化的影响分为三个历史时期。数学方法、数学观念、数学精神都对法律文化产生过重要影响。数学为法律科学提供了一套科学的知识体系 ,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 ,促进了法律知识的增长和法律文化的进步     

关于危险驾驶罪的论证与理解——以风险刑法理念为理论基础

《刑法修正案（八）》已在民众的呼声中顺利通过,但对于理论界和实务界来说依然任重道远,如何论证和理解法律规定成为关键。以风险刑法理念作为理论基础创建的危险驾驶罪必须合理解决罪刑法定原则与罪刑相适应原则的契合问题,以彰显以人为本的现代刑法理念,并在此基础上论证和理解犯罪构成,并检验刑事法律后果,从而提出可行性的立法和司法方案。     

强化法律监督,提高检察公信力

除诉讼监督、职务犯罪监督等传统监督以外,检察机关还应当强化以监所监督、行政监督为重点的法律监督;创新监督机制,大胆运用检察建议、案例指导等多种方式;大力提高干警政治、业务素质,加强基层检察院和检察文化建设,从而全方位提升监督能力和水平,实现检察工作服务科学发展与自身科学发展的有机统一,提高检察公信力。     

行政复议审查方式影响因素研究

行政复议法的审查方式分为书面审查和非书面审查两种审查方式,不同的行政复议审查方式都具有自己独特的关键性规则和隐藏在其背后的目的要求。行政复议审查方式的选择不仅受制于行政复议的目标定位、复议案件本身性质这些内部因素,而且还受制于行政复议在整个权利救济体系中的目标定位、当事人的真实诉求这些外部因素。     

莫让“爱心”变“伤心”——爱心捐助余款归属的法律分析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体现,也是对传统美德的继承,随着爱心捐助活动的频繁,捐助款额的增大,伴随而来的剩余款项纠纷也日益增多,而此类纠纷大多由于爱心捐款的余款归属而引起,而我国法律对于此处的规定,尚处于模糊的状态,且各地法院对此类案件的审理也未有统一惯例,应从爱心捐助的行为性质、爱心捐助行为中三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着手,立足于现有法律的规定和理论的发展,分析爱心捐助中剩余财产的归属问题。     

正当立法程序生成的伦理机理

立法程序是一种宪法性法律程序,因而,对其生成机理的探讨,必须立基民主宪政的大背景,在正当法律程序如何生成的视域中进行。在对当今流行的四种程序正义论模式进行学理检讨之后,我们不难发现,"真理一致论"是正当法律程序的最佳分析工具。真理一致论中的立法程序,既要求形成合意基础上的主体间性,即有着不同利益需求和价值取向的公民作相互的交流、表达、妥协,以及基于此上而形成的一致性意见;又要求形成主客体间的相互吻合性,即用以指导立法者运作立法权的建基于主体间性的价值观念以及法律所欲表达和实现的具体价值目标,都必须符合客观的社会和法的历史与逻辑发展规律。事实上,依托于这一伦理机理而生成的正当立法程序,其与人类生活目的及价值的实现具有直接的内在一致性。     

从格头苗族生态文化看雷公山自然保护区的维护及发展

格头村苗族传统文化中蕴涵了丰富的生态保护思想,对雷公山自然保护区物种的保护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落后的生产方式,长期的贫困状态,对保护区的保护又产生消极影响。文章对雷公山保护区的维护和发展提出了一些建议。     

“债随物走”规则的理论基础是什么——以企业转投资案例为焦点的实证研究

最高人民法院于2003年通过司法解释创造了债随物走规则。这一规则在实践中常适用于企业将其重大资产对外投资的交易。现有的相关研究大多认为这一规则是对法人财产独立制度的违反,主要以继受人责任和公司分立作为对该规则进行限缩解释的理论基础。针对这一规则,截至2018年9月的全样本实证研究表明,我国法院在企业对外投资情形下适用债随物走规则有其现实的考虑,其决定性因素包括债权人的类型与新设公司外部投资者的数量。现有相关研究并未意识到这些因素的重要性。与现有理论相比,资产分割理论可以很好地帮助人们分析债随物走规则的制度成本与收益,也更契合目前我国的司法经验,可以为这一规则未来的适用提供指导。根据法院的判决经验与理论分析,法院应仅在转移资产的企业之债权人明显缺乏自我保护能力,且资产受让公司外部投资者数量较少的情况下适用债随物走规则。     

论法官惩戒委员会的法律地位

设立法官惩戒委员会,并由该委员会对法官履职是否构成违法审判提供专业意见,是完善法官惩戒制度的重要内容和制度创新。对法官惩戒委员会的定位与职能,学界的建议与实际的制度建构并不完全一致。各地在设立法官惩戒委员会的过程中,因对其法律地位的理解不深、不透甚至存在偏差,导致其处于“无功能”的状态。作为一个全新的制度设计,在有域外先例可供借鉴的情况下,吸收其有益经验,再根据中国现实国情来建构,是制度建设的有效途径。当前,应根据修订后的我国《法官法》对法官惩戒委员会的相关规定,在明确法官惩戒委员会法律地位的基础上,在设立主体、委员构成、设立模式上下功夫,并做好与其他职能部门的衔接工作,确保法官惩戒委员会依法建构并保证制度得以顺利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