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权证市场存在的问题及其法律规制路径

权证作为证券衍生品,在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的同时,自身的一系列现实问题也随之凸显。从法律上分析导致权证现实问题的主要成因在于,现有关于权证法律规制的效力不足和现行权证的具体自律规则不完善。因此,应在现有证券法律框架内构建我国权证市场的法律规制体系,完善权证具体的法律制度。     

证言真实性的审查与判断——陈述有效性评估技术

在证言研究中有一著名的理论假设:即来自于真实经历的证言与经他人教唆或自己幻想产生的证言是有区别的。现代的法庭科学与司法心理学也证实了"亲身经历过的事件记忆与想象记忆有着质的差异"。建立在上述差异基础上所形成的陈述有效性评估技术,专门用于检测言词的准确性,现已经在一些西方国家得以运用,在个别国家还甚至被运用于刑事领域。     

行政复议决定的法律效力研究

行政复议决定的法律效力是行政复议制度的生命力。但目前,法律对行政复议决定法律效力的规定过于简单,面对不断出现的疑难案件,实务界常常束手无策。因此,理论上对行政复议决定的法律效力进行研究就显得十分必要。     

政党规范的形式与效力

政党规范是关于政党的各种规范的总称,其核心问题是如何有效进行政党治理、维护政党政治秩序、促进民主政治发展。政党规范主要包括法律规范、社会规范、内部规范。这三种形式的政党规范既有一定的联系,在价值追求、形式特点、效力范围、实现方式方面又有明显区别。在当今世界,政党政治的复杂性、系统性、多样性,决定了仅靠任何一种规范都难以有效地进行政党治理;只有把政党规范作为一个体系、树立系统的政党治理观,既加强立法、依靠法律来匡正政党行为,也加强政治伦理建设、用伦理秩序来匡扶人心,还要加强政党内部建设、整合党内秩序,做到德法相济、内外相济、各种政党规范相协调,才能构建合理的政党政治秩序、促进民主政治发展。     

减刑制度中引进听证程序的几点法理思考

减刑制度相对于其他刑罚制度，实践应用最广。在对罪犯的惩罚改造过程中，绝大多数服刑犯罪人都可能受益于这项制度。它体现着我国刑罚执行制度中惩罚与改造相结合、教育与劳动相结合的原则，效益性原则。刑罚执行的人道主义和个别化，有利于对服刑犯罪人的有益改造。减刑的公平、公正与否，也直接关系到我国刑罚目的和刑罚执行功能的实现。我国现行的刑事立法和相关的司法解释，虽然对减刑都作出了相关的规定，然而，在制度设计上比较宽泛和粗糙，亟待进一步完善，以使其适应我国新时代的法治要求，促进我国法制的发展。本文主要围绕监狱管理机关在刑罚执行中对减刑制度引进听证程序进行法理分析，完善制度缺陷，实现公平、正义，构建法治的和谐社会。     

检察机关机动侦查权分析及完善路径

机动侦查权是检察机关侦查权力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从保留必要性来看,监察委员会的调查权和公安机关的侦查权均不能取代其法律监督的宪法地位。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对检察机关机动侦查权的适用范围做出了限缩,机动侦查权在司法活动中运用的频率偏低。其原因是,检察机关机动侦查权在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要求下存在适用边界不明、启动程序繁琐、机关职权划分不明等问题。在明确《刑事诉讼法》对机动侦查权的功能定位是适时监督、寻求个案正义的前提下,通过划分机动侦查权适用的具体范围、简化机动侦查权的启动程序、确立检察机关启动机动侦查权的主导地位等路径对检察机关机动侦查权进行完善。     

检察官客观义务与司法伦理建设

检察官客观义务是检察伦理的核心内容。实践中,检察伦理的缺失不仅会导致冤假错案和个案处理不公,而且会导致司法公信力的缺失,也无法形成良好的法治环境,对国家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形成很大障碍。检察机关应当秉持客观义务,从客观义务伦理的内在要求和现实状况来建设检察机关伦理道德,并重点关注正义精神、公平意识、公益之心、法治信仰和诚信伦理。同时,还要认真研究检察官伦理建设的有效性问题,即尊重现实人性,固守“底线伦理”;发挥示范作用,形成“引导伦理”;重在制度建设,生成“规制伦理”;协调矛盾冲突,确立“至上伦理”。     

《刑法》第358条刑罚适用问题探讨

《刑法》第358条的设置为学者诟病。组织卖淫罪的组织性界限不明,但当我们将组织卖淫罪限定在满足场所条件和人员规模条件后,各罪的界限开始清晰。组织卖淫罪的客观行为涵盖了强迫行为。当组织卖淫活动中出现强迫行为时,应以组织卖淫罪认定。本条规定的五项加重情节全部适用于组织卖淫罪,第（二）项至第（五）项适用于强迫卖淫罪。加重情节“强奸后迫使卖淫的”之强奸行为与卖淫行为存在顺承关系。强迫幼女卖淫无需对“幼女”的明知。在认定淫业犯罪时,应放弃对卖淫次数的评价。     

论中外合作经营企业的法律性质及法律特征

国际投资企业形式包括股权式合营企业和契约式合营企业两种。从中外合作经营企业产生的背景分析,它是在中国具体国情中独创出来的一种企业形式,其法律性质在于它是对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的灵活变通,这种变通表现在其法律特征之中。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各方权利义务虽不尽相同,但仍符合平等互利的法律原则和国际惯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