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建中国—东盟银行思路研究

中国—东盟银行的定位类似于一个新型的亚洲开发银行,主要参与者为中国与东盟10国,将由中国主导牵头成立,对于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提升中国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主导权和国际话语权等都具有重大意义。本文研究提出创建中国—东盟银行的总体构想,包括:中国—东盟银行的性质与宗旨、机构设置、主要职能、资金来源、主要业务、合作方式等,并对在广西南宁市创建中国—东盟银行的必要性、可行性进行分析,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供决策参考。     

略论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在立法上的平衡

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是一对矛盾体,要使二者达到一种大体平衡,立法上的平衡是根本。在当前我国的刑事犯罪形势下,实践中普遍存在着保障人权的立法偏弱和在立法方面不顾国情的问题。为此在立法上必须坚持程序法与实体法相结合,坚持理论依据、考虑国情、循序渐进的原则,加快我国保障人权的立法进程,真正实现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平衡。     

论反致与我国国际私法的立法

反致制度是国际私法领域中一项重要的也是颇具争议的制度。它的产生源于各国冲突规范的差异，是在适用冲突规范选择准据法的过程中产生的。本文沿着“概念-历史-价值-立法”的途径进行探讨。首先，从处理国际私法案件的思路推导出反致的概念、类别。其次，从比较法的角度考察了反致的产生发展。最后，将反致置于我国国际私法的具体制度环境中，认为我国应当将反致作为一种法律适用的例外方式予以接受，并结合作者的理解给出了立法的建议。     

保险受益人制度若干问题研究

保险法上之受益权,是指基于保险契约而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保险受益人制度是保险法中的重要制度之一。我国目前的保险法所确定的受益人制度仅适用于人身保险合同,而不适用于财产保险,即否认财产保险合同中受益人的存在,这样的规定必然带来困惑。同时,我国保险法对保险受益人制度的规定也存在诸多不够清晰甚至相互矛盾的地方,以至长期以来,在学界、保险实务及司法实践中就上述问题引发诸多争议,实有理论澄清和立法完善之必要。     

立法后评估主体制度刍议——以地方行政立法后评估为范本

立法后评估是了解立法效果,提高立法水平的重要手段,评估主体制度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通过对制度设计原则、主体分类的研究,以及国内外实践的比较,我国应当将立法机关确立为地方行政立法后评估的评估单位,并科学设定后评估的参与者,以确保立法后评估达成预期效果。     

法定犯中行政前置性要件的法理基础与制度构造

行政前置性要件作为刑法分则个罪中的限制性要件,强调行政处理优先性,包含着以刑罚处罚确保行政执法效果的制度期待,是刑法谦抑性的新表达。在法定犯日趋增多的时代背景下,刑法修正中的犯罪化不可避免,单一强调犯罪化或非犯罪化均存在较大副作用,在个罪中设置行政前置性要件,重视法益恢复在阻却犯罪成立中的积极价值,有利于追寻犯罪化与非犯罪化的最佳平衡点。行政前置性要件的法理基础在于部分犯罪存在法益侵害待定状态。立法者在增设法定犯时,若认为该犯罪存在法益侵害待定状态,并且不直接涉及人身法益,当优先考虑设置行政前置性要件。     

我国人体器官捐赠移植立法问题研究

文章对我国人体器官捐赠移植立法的必要性和立法模式问题、器官捐赠合同问题、捐赠器官的法律形式问题、人体器官移植专家委员会的设置与职能问题，以及我国人体器官捐赠移植法的体系和基本原则进行了深入研究，指出：我国人体器官捐赠移植立法宜采用统一立法模式，并遵循鼓励捐赠遗体器官、器官自愿无偿捐赠、禁止器官交易、无伤害和非优先五项原则。     

转基因生物安全立法的再思考

随着现代生物技术的迅速发展,转基因生物安全立法越来越引起我国政府的重视。中国作为发展利用转基因技术及其产物的大国,不仅有义务去保护转基因生物安全,而且也有必要为转基因生物安全利益负责。目前,中国虽然制定了一些关于转基因生物安全的法规,但是就整体而言,这些法规无法从根本上满足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的需要。参考和借鉴国际和国外转基因生物安全立法,建立与时俱进而又适合中国国情的转基因生物安全立法,对于维护中国的政治与经济稳定,保障人类健康和生态安全,有着积极而重要的意义。     

我国渎职侵权犯罪立法完善若干问题探讨

渎职侵权犯罪作为一类重要罪名,在近几年来,发案率持续上升,从最高人民检察院以及各省市公布的目前全国各省市检察机关所查处的渎职侵权犯罪的工作报告来看,除了受到社会等大环境的影响,渎职侵权犯罪发案率居高不下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渎职侵权立法存在问题,应从合理限定渎职侵权类犯罪的主体范围、调整渎职侵权犯罪的立法模式、明确量刑情节标准、合理配置刑罚对渎职侵权类犯罪的立法等方面予以完善。     

构建我国刑事证据保全制度的若干思考

刑事诉讼的核心问题是运用刑事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作为一种程序性保障措施，刑事证据保全制度的确立与完善为维护当事人的诉讼权益提供了锐利武器和强大制度性支持。我国刑诉法没有规定证据保全制度，尽管立法允许辩护律师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但是立法的制度性缺陷使辩护律师所享有的申请取证权无法落实。刑事证据保全的直接目的在于保障证据完整和追求诉讼效益，实现司法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