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无缝隙政府的社会管理创新——以东莞为例

无缝隙政府所倡导的顾客导向、竞争导向和结果导向的治理理念为社会管理创新提供了新的视角。基于无缝隙政府理念,东莞在社会管理创新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以信息共享促进部门无缝隙衔接,优化业务流程促进无缝隙审批,以扁平化改革推动社区服务无缝隙对接。本文认为,未来的政府管理创新,应倡导无缝隙政府理念,以公众需求为导向提升公共服务的价值,以市场竞争为导向探索公共服务市场化供给,以结果为导向完善绩效评价体系。     

保护规范理论的始源形态——布勒公权论的再认识

布勒的公权理论可谓保护规范理论的始源形态,应当立足于其历史脉络与整体结构来理解。在布勒的保护规范理论中,法规的强行性排除了裁量规范,但包含不确定法律概念的法规范仍具有强行性。私益保护目的以公私益的划分为基础,构成了布勒保护规范理论的核心要义。援用可能性不同于诉讼可能性,是指受保护的私人可以援用法规范请求行政机关为特定行为。只要法律并未明确排除,即可承认援用可能性的存在。经由布勒保护规范理论所得出的公权具有严格的法规从属性,但也使公权受立法者的宰制。此外,布勒所讨论的公权仅指以特定实体决定为内容的实体性公权,程序性公权被排除在外。在审判实践中,我国法院应对布勒的旧保护规范理论保持警觉,合理地确定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     

法律法规名称英译研究

法律法规的名称往往揭示了法律法规所要调整或规范的对象、主要范围或主要内容,故而至关重要,但目前鲜有学者对我国法律法规名称的英译进行探讨。在权威机构颁布的法律法规英译本中,法律法规名称的翻译在术语、语法及句法等方面都存在诸多值得商榷之处。中西方思维、文化及心理上的巨大差异导致了中英文表述上的不同。从翻译目的论的视角观之,法律法规名称的英译需正确选用术语、注重译入语的语法和句法表述习惯,尤其是参照外国法律法规名称的表达方式,方能最终实现我国法律法规英译的目的。     

行政投诉案件中原告资格的本土逻辑与实践反思

举报投诉人原告资格问题是行政诉讼理论和实践争议的焦点。《行诉解释》第12条第5项认可了投诉人的原告资格,但在理论和实践中仍存在较大的争议,需要梳理并回应。就保护规范理论而言,在实体法和程序法没有规定主观公权利的前提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也可以赋予投诉人原告资格,并可以据此推导出与原告资格相对应的主观公权利;就保护必要性而言,第5项中合法权益的规范功能能够替代保护必要性的适用;就投诉人的定位而言,第5项与司法实践存在冲突,建议将第5项对投诉人的定位由其他利害关系人改为行政相对人。     

三种服务型政府观比较

当下中国学界与政界主要存在着三种服务型政府观,即基于政府价值理念的内涵定位和适应后工业社会治理要求的服务型政府观;基于政府价值理念的内涵定位和主要借鉴工业社会治理经验的服务型政府观;基于政府职能结构的内涵定位和主要借鉴工业社会治理经验的服务型政府观。它们在服务型政府的本质内涵、主要特征、兴起动因、理论基础等方面的阐释与定位都不尽相同。就目前所产生的实际效果而言,第一种服务型政府观理论目标相当宏大高远,但实践响应比较困难;第二种服务型政府观理论契合学界主流观点,但实践响应比较一般;第三种服务型政府观理论契合政界近期工作,且实践响应也较明显。梳理和比较这些不同的服务型政府观应当是推进和深化服务型政府研究的必要环节和重要任务。     

从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到“冲击-反应”论——考察毛泽东的国情观与革命论的一个视角

"冲击-反应"论是近现代西方学者包括马克思以中国国情为依据分析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一种观点。中国革命的导师毛泽东对中国国情的分析就明显受到马克思中国观的影响,其观点与"冲击-反应"论亦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相似。但在近现代中国革命任务的问题上,毛泽东却在当时苏联的影响下得出了自己的结论。这使他的革命论与马克思的社会革命理论、世界历史理论与东方社会理论存在着一定的偏差,并影响了建国后的政治实践。     

古代中国与朝鲜的“气”哲学传统比较

在中国,元气自然论在王充以后,受魏晋玄学思辩哲学的压抑一度发展低迷,到北宋张载时走向高峰而发展为元气本体论,后又受程朱"理"论的排挤,一度衰微。300年后,王廷相、王夫之的气论又形成发展高潮。在朝鲜,确立气一元论哲学的徐敬德之后,气哲学传统就表现为主理主气之争、唯理唯气之争,最终由崔汉绮总集成。中国的气论主要作为宇宙本根论,道器、形而上、形而下等范畴始终成为诠释的中心。朝鲜的气论则更多地是对心、性、情等伦理本体的探讨,故主要围绕理气、心性、善恶等概念进行了研究。     

差别交往理论与青少年犯罪防治

差别交往理论是美国20世纪犯罪原因的社会学观点发展中的里程碑。它突破了传统的从生物和心理异常方面探讨犯罪行为原因的研究定式格局,将视线切换到“正常的人”是如何学习进行犯罪行为的问题上,牢固确立了“犯罪行为是习得的”观点。这一理论表明,既然犯罪是后天习得的,那么预防犯罪就成为可能,加强与非犯罪行为模式的联系,是预防青少年犯罪的有效途径;将这一理论运用于矫正领域,我们有必要树立“社区为本”的矫正理念。     

经济法学科学化的法教义学路径

科学化是经济法学科发展的关键。法教义学呈现了法律科学的逻辑性、体系性和可验证性的基本要素,为经济法学的科学化提供了体系化的可能路径。根据法教义学"价值-规范-事实"的研究框架,在价值层面,经济法的社会功能是一种社会对国家经济治理权的想象和期待,旨在以正当、合理的经济介入方式维持和恢复经济系统的良序运行,经济介入的积极形式是培育市场功能条件,消极形式是对经济系统自主运行失序状态的纠正。在规范层面,经济法律规范体系可分解为四组经济法教义学的"理想类型",从而构建起由社会功能、公正优先和法律义务三个要素组成的法律命题体系。在事实层面,经济法应实现立法的体系化与司法的操作化,达成法教义与法治实践的良性互动。     

货币演进的历史观与货币创造的政治经济学

一种流行的对现代货币理论的批评认为,现代货币理论忽视了金融市场在货币创造中的主体地位;现代货币理论的错误认识会导致政府对市场的过度干预。这种反对意见不仅误解了现代货币理论,而且建立在错误的历史观上,忽视了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重要作用。首先,现代货币理论形成了包括商业银行和政府在内的对货币等级结构的完整认识。其次,在历史上,财政作为货币创造主体的作用并没有让位于商业银行体系,相反,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国家财政的作用获得了极大的解放。再次,政府的货币创造具有生产性的一面,它在推动创新和生产力发展上扮演着重要角色;政府创造和回收货币并不是剥削,而是国家的公共目的所使然。最后,货币创造主体的制度设计及其争论的问题本质上是更深层次的政治经济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