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苏联“解冻文学”对中国“百花文学”的影响

前苏联的“解冻学”和中国的“百花学”都属于“社会批判学”。“解冻学”在社会批判中阐发“人的尊严”，这一社会批判理论直接影响着“百花学”的形成和发展。“百花学“仿效“解冻学”的创作路数，艺评论思想和组织形式，由于不同的国内形势，“解冻学”得以发展，而“百花学”却被迫中断。     

从中国文化世俗化传统看当代文学的世俗化趋向

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社会的经济转型,中国当代文学呈现出不断深化的世俗化审美特征以及欲望化叙事,其中固然有经济繁荣的原因,但从更深的层面,仍然与中国历史上的神圣与世俗之间没有一条明确的界限有关,世俗化的文化传统依然占据着人们的精神生活。     

现代生态文学的最早样本

《山冈》是现代生态文学的一个最早样本,它高扬自然主体的思想,认为自然及万物有着生命与灵性,人不能竭泽而渔,应该劳动适度,并以"爱"来缓解与自然的矛盾,进而与自然沟通,基本具有现代生态文学的特点。     

疾病状态中的贵族形象——先秦两汉文学的一个透视点

先秦两汉文学作品中出现的处于疾病状态的贵族形象,有理智型与迷狂型、反思型与放任型、稳定型与多变型、刚愎自用型和委运乘化型的差异。具体到每位贵族成员,有时又往往兼有多种属性,显示出生命意识的复杂性和人物的多重性格。制约贵族成员疾病状态的有本身的生理因素,也有心理因素,还有外界的影响。     

论20世纪末叶的审丑文学思潮

本从20世纪末叶的中国学多元的发展态势中发现了其共同性本质，即从统摄艺的感性学角度看来，这共同性就是审丑，其具体表现为：学审美论在新时期的张扬发展，最后就导致了自身的悖反－学审丑思潮的出现；学由初期的局部审丑到中期的全面审丑，新时期学尤其是是锋锋学的审导意识和特点与近现代学中对丑的展览和欣赏具有不同的表现，从而导致中国学在世纪末发生了根本性的美学变异。     

历史的误读——普罗文学与新感觉派关系之一种考察

出现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上海的普罗文学与新感觉派,各自都有着鲜明的创作特色和文学观念,他们发生的你死我活的论战更让人容易将其当成两个敌对的派别,但细究两派的起源语境及发展历史,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试着从文学史的角度对两派文学作新的解读。     

从美国战争文学到黑色幽默反战作品经典——解析《五号屠场》

五号屠场》是库尔特·冯内古特代表作,小说以二战为背景,被誉为黑色幽默中反战作品经典。小说以作者冯内古特和主人公毕利·皮尔格里姆的成长经历为主线,分别展现了他们在二战背景下的成长经历以及战争给他们带来的无法泯灭的心灵创伤,突出表现了作者的反战情绪。     

《虚假的事实》:印度民族自我的“寓言”

耶谢巴尔是印度现当代进步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他的创作以现实主义的描绘,关注祖国和民族的前途与命运,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人道主义情怀。他创作于20世纪50年代的长篇小说《虚假的事实》,以印度独立前后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为背景,通过生动的情节和艺术的形象体系,以文学虚构叙述,重新建构印度的"民族自我",是后殖民语境中印度民族自我的"寓言"。小说在印巴分治、教族冲突的民族灾难反思中,提出正视现实,清理殖民统治带来的文化后果,革除独立政府新权贵的种种弊政,经过历史风雨的洗礼后,建设一个进步繁荣、平等团结、理性奉献、自力更生、代表民众利益和愿望的新的民族自我。这个"民族自我"在小说主人公达拉与和布兰身上得到"寓言"式的体现,达拉的经历和命运是印度民族的象征性写照,她勤勉温雅、宽容仁慈、正直清廉的性格,是新的"民族自我"的人格化。小说的构思也艺术地体现了寻求"民族自我"的突出特点:在历史框架中虚构情节,民族知识分子聚会,本土风习描写,坚信民族光明前程的结局。小说在表现耶谢巴尔一贯的创作思想和艺术风格的同时,鲜明地体现了探讨"民族自我"的主题。     

《大唐西域记》的文学归属

除史地、宗教、民俗、中外交通等领域外,《大唐西域记》在文学领域的价值也很珍贵。研究《大唐西域记》的文学价值,首先应确定其文学归属。目前,对《大唐西域记》的基本认识主要有游记、行记、传记、报告文学、新闻文学、回忆录等。以上归类认识,各有其归类理由和一定程度的合理性,但均有缺憾:或者因视角单一而无法兼顾《大唐西域记》的其他特质,或者归类间互有重叠而身份难辨,或者会因传统认知对《大唐西域记》的文学价值造成遮蔽。打开视野和思路,跳出文体认识的局限,从《大唐西域记》深湛的宗教性内涵和多样的文学表现这两方面的有机结合出发,将其归入宗教文学(佛教文学)这一大的范畴,是一个较为合适的选择。这样处理,在突显《大唐西域记》自身价值的同时,可为数量众多的同类作品找到一个共同的归属,也为中国文学、东方文学和比较文学拓展出新的研究空间,为促进中外文学和文化交流提供一个典型的范例。同时,《大唐西域记》人文意蕴较为丰富,如伦理观念、生态意识、警示意义、求真精神、理想主义、开放心胸等,将它归入宗教文学,并非是要回归传统的宗教性解读,而应着重发掘、整理和研究其宗教性内涵中有益于当下、有益人的资源,实现其现代意义和价值。     

Native rhythms in the city: embodied refusal among Uyghur male migrants in Ürümchi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 state-directed Han settlement and capitalist development in the Uyghur homeland in Chinese Central Asia have uprooted thousands of Uyghurs, causing them to move to the city. In this article, I explore how low-income male Uyghur migrants and Uyghur culture producers build a durable existence despite these challenges. Based on analysis of migrant responses to the Uyghur-language urban fiction and indigenous music as well as ethnographic observations of Uyghur migrants from Southern Xinjiang, I argue that indigenous knowledge provides underemployed male Uyghurs a means to refuse the alienating effects of settler colonialism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By broadening the scope of what counts as ‘resistance’ to Chinese attempts to eliminate aspects of Uyghur society, I show that ‘refusal’ can be a generative way of embodying sovereignty, particularly when confronted by structural viol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