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检察在民事诉讼中的空间及路径探讨

十多年的司法实践已经证明,民事检察对于维护司法公正与权威,救济当事人的受损权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它所面临的困境也已严重制约着其职能的履行。对民事检察的改革与完善应当秉承宪法对检察机关的角色定位,围绕法律监督的主题进行,同时应当处理好检察权与诉权、审判权的关系,在合理的空间范围内加大民事检察力度,拓宽民事检察广度,实现其应有的法律价值和社会效果。     

代表人诉讼制度设计缺陷

实证调查表明,代表人诉讼制度不是法院处理群体纠纷案件的唯一方式。当事人人数多少及其相互关系、案件类型、审判成本、外部压力等都是影响法院处理群体纠纷方式的因素。代表人诉讼制度设计存在明显缺陷,导致这个在理论上和立法上被赋予高度期待的制度在实际运作中遭遇重重障碍,群体纠纷案件处理结果成为多方力量博弈的产物。该制度的缺陷提醒我们:法治建设过程中不能抛开国外法律制度产生的特定历史背景、文化基础和制度环境,简单化理解,甚至曲解他国立法,"为我所用"式地盲目借鉴。     

附定罪条件逮捕制度论——兼评《人民检察院审查逮捕质量标准(试行)》第4条

附条件逮捕一经问世,即引起一片质疑。在以该制度的正当性基础为中心的争论中,法律界与法学界人士见仁见智,众说纷纭。附条件逮捕的实质是附定罪条件逮捕,应当被定位于审查逮捕案件分流机制下的一项制度;它不是孤立的制度安排,而是系统的制度构建;不是简单的逮捕条件的降低,而是法定逮捕标准的分层次适用;不仅具有控制犯罪的价值,同时还有人权保障的目的;不仅是检察机关进行的一项工作探索,而且是中国司法制度与国际公约和国际刑事司法准则接轨的必然性制度改造。     

集团诉讼在德国:“异类”抑或“蓝本”?

德国学者关于美国集团诉讼的研究始于1970年代初期。这类研究在1970—1980年代主要集中在消费者保护领域,在1990年代,则主要集中在大规模侵害领域。进入21世纪,德国法学家提出了一系列系统改革德国群体性诉讼制度的立法建议,其中的某些内容已经被最新立法所采纳。可以肯定的是,虽然德国法学界一直拒绝在德国引入集团诉讼,但德国群体诉讼制度的发展其实已经受到了集团诉讼的影响。对于德国法学家来说,集团诉讼是异类,也是蓝本。     

论专利无效诉讼中的“循环诉讼”问题

我国专利无效诉讼领域长期存在"循环诉讼"的问题。针对这一问题,目前主要有民事诉讼途径、行政附带民事诉讼途径和当事人诉讼途径等几种解决方案。在中国现实法治语境下,当事人诉讼途径与前两种解决途径相比,成本低、效益高,更具有现实性和可操作性,是解决专利无效诉讼中"循环诉讼"问题的最佳途径。     

检察公益“两诉”衔接机制探析——以“检察公益诉讼解释”的完善为切入

民事公益诉讼与行政公益诉讼在内容和功能上大量重叠,但又各自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部分,故二者既不能当然并立,也不能绝对排斥,而应通过衔接机制在避免重复的情况下形成“互补”关系。为此,“检察公益诉讼解释”应增加“两诉衔接”一章,从诉前、诉中和诉后三阶段作出相应规定。     

Correlates of Joining a Sexual Harassment Class Action

Researchers have proposed a variety of factors that influence the decision to seek legal relief in response to sexual harassment, but have generally failed to test these proposals empirically. The present study aims to address this gap by investigating the decision to join a class-action lawsuit. Participants were female professionals at a nationally based financial services firm, who either participated in or opted out of a sexual harassment class-action proceeding against the company. Five variables emerged as significant correlates of joining the class: organizational climate, turnover, financial dependence, PTSD, and primary appraisal. Dominance analysis identified contextual factors as the most important correlat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for the role of these factors in joining a class action are discussed.

独立行政公益诉讼法律规范体系之构建

在诉讼目的、提起主体、受案范围、举证责任、诉前程序等方面,行政公益诉讼都与普通行政诉讼有巨大差异。行政公益诉讼虽被置于《行政诉讼法》之中,但后者无法为前者提供一套有效的适用规则。必须在《行政诉讼法》之外另行构建独立的行政公益诉讼规范体系。主观诉讼与客观诉讼之分为构建行政公益诉讼法律规范体系提供了理论基础。《行政诉讼法》所确定的行政诉讼具有主观诉讼倾向,以权利救济为目的;而行政公益诉讼则是典型的客观诉讼。为此,有必要建立以客观诉讼为基础的独立行政公益诉讼法律规范体系,制定专门的行政公益诉讼法,明确行政公益诉讼特有的内容,对诉前程序进行适度司法化,并建立预防性行政公益诉讼,为行政公益诉讼量身定做法律依据。     

提高边检服务水平实现边检工作方针的根本转变

2007年全国边防检查工作会议重新确立了边防检查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工作方针,这是边防检查工作为适应形势任务发展需要而作出的必然选择.要实现这一根本转变,应从抓好服务主体、服务内容和服务效果三方面的转变入手,并将工作落实到"坚持通关效率"和"坚持严密管控"的两个基本点上来.     

论法学表达数学化的可能及限度——基于经济学与比例原则的切入

从法律行为与经济学的定义及其实质来分析,法律行为一定是经济行为。由于经济学能够通过边际分析使其自身表达数学化,因而,边际分析也应能成为法学表达数学化的桥梁。任何法律价值的实现,都必然要受到资源稀缺的量化约束,因此,法律价值的通约与权衡成为必要与可能,人权与正义也不例外。当今时代被称为"比例时代",比例原则及其三个子原则既是经济学原则,也是法学强烈要求表达数学化的内在需要。法学表达数学化的可能及限度受效率原则的约束。法学表达数学化能够提高法学的科学性,技术性展示价值观分歧的实质、剔除语义分析的模糊以及修辞对非理性的依赖并遏制变量处理的任意,剔除法学中伪问题,进而寻求更多的社会共识,同时为大数据进入法学提供必要的基础与准备,尽可能对行为进行预测与规制,提高社会发展效率,促进人们更幸福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