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采购法关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规定之缺失

《政府采购法》将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仅限于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关于投诉的处理决定或不作为,既排斥了权益受到潜在损害的当事人成为原告,也排斥了对政府采购实体不作为的司法审查;同时,先经投诉才能起诉,既拖延了纠纷的解决时间,也不利于通过行政诉讼有效救济有关当事人的权利。政府采购合同在合同授予、合同内容和合同所实现的功能等方面都有别于民事合同,实属行政合同,应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论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之程序衔接

我国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程序的衔接关系的设置缺乏统一标准,不仅无助于行政纠纷的及时化解和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有效维护,甚至还会引发行政权与司法权的相互侵蚀。各国对此存在较大差别,并呈现出三种各具特色的模式,但设置标准的明确、设置目标的正当、司法与行政优势的发挥以及司法最终原则的保障是各国制度演进所表现出的共性规律。我国应当在借鉴域外模式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取消复议终局型,重新设定复议前置型,严格限定迳行起诉型,并大力推行自由选择型。     

打造便民效率政府

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种种新问题、新情况要求中国政府进行变革,寻求新的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的颁布,从法律的层次上对行政许可进行规范,提倡打造一个新型的政府,包括其便民性和效率性。它的出台标志着中国政府的职能将进一步转变。     

构建环境公益行政诉讼制度的设想

在《行政诉讼法》和《环境法》的修改中亟需确立环境公益行政诉讼制度。具体制度构建方面,可以考虑:赋予检察机关和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同等的环境公益行政起诉权;设置更可行的诉讼管辖;合理确定举证责任的分配;增加判决种类,并且允许原被告双方和解;把公益诉讼纳入到法律援助的范围,同时注意平衡环境公益保护与行政权行使之间的关系。     

行政诉讼应该确立调解原则吗?

在制度多元的今天 ,在纠纷解决机制日趋灵动的当今社会 ,调解所具有的优越性固然不应该被忽略 ;但是 ,在我国行政审判的现实环境下 ,一旦在实定法上规定调解原则 ,调解本身所具有的弊端极可能彰显无疑。从策略上考虑 ,在撤诉制度实践事实上已起到调解作用的情况下 ,不宜再在立法上确立行政诉讼调解原则。     

行政诉讼中的情况判决探讨

情况判决是行政诉讼判决中一种特殊的判决方式,具有特定的内涵和要件。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的行政诉讼制度对情况判决作了明确的规定,我国大陆现行行政诉讼的司法解释实际上也规定了情况判决制度,但这三者的规定之间存在一定差异。我国大陆行政诉讼中的情况判决制度,在公共利益及其重大损失的认定,以及对原告救济途径等方面,需要进一步完善。     

刑事诉讼中的“程序分流”

随着刑事诉讼效率价值的凸现、刑罚目的的转换 ,程序分流在两大法系各主要国家得到了普遍确立 ,并有不同程度地发展。在我国 ,有关立法与实践同样体现了程序分流的内在精神。但相比之下 ,我国目前进行程序分流的机制还不够健全 ,具体制度亦不尽完备。对此 ,应当借鉴其他国家的有益经验 ,加以改革和完善。     

参与式预算的公共投资效率意义——以浙江温岭市泽国镇为例

主要的论题是政府在公共预算制定过程中,通过怎样的机制实现公共投资效率的最大化.采用了规范研究与实证案例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研究表明,公共投资效率的涵义是公共投入为相关民众带来福利的最大改进,其规范性制度意义是相关民众就公共预算方案达成一致同意.研究指出,实现公共投资效率的核心问题是居民偏好的有效表达与偏好的集结;基于偏好表达与偏好集结的不可能性困境,在居民偏好给定的情况下,通过居民参与公共预算方案的讨论与协商,居民的偏好能够有效表达,并在协商过程中理性地、非强制地改变自己的偏好,进而就公共决策达成一致同意.浙江省温岭市泽国镇实施的参与式公共预算模式,有效解决了公共投资决策中的偏好表达与偏好集结的问题,促进了公共投资效率的实现,在基层公共预算制度改革中具有普遍意义.居民在公共预算制定过程中的协商参与,不仅使得政府公共决策具有了政治上的合法性,公共决策满足了民众需求,更重要的是促进了公共投资效率的实现.     

行政救济法上的亲属概念

在《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法》和《国家赔偿法》中,关于权利人死亡时作为权利资格继受体的亲属范围的规定不尽一致,立法上的混乱造成了三大救济方式在权利人主体资格上的不衔接。为弥补这一缺陷,更好地保护有关当事人的权益,应当采扶养的广义概念使扶养、抚养和赡养三个概念显示出通用性和一致性,使《行政复议法》上亲属概念的界定与《行政诉讼法》保持一致,扩大行政赔偿请求人的范围。     

Justice Enhanced: Framing an Opt-Out Class Action for England

This article contends that the absence of an opt-out class action remains a yawning gap within English civil procedure. Various recent reform proposals have favoured opt-in procedural vehicles as the way forward. However, key features of these proposals – an opt-in approach and the use of a representative claimant – are subject to considerable reservations in jurisprudence from both England and elsewhere. Following a critique of these features, the article proposes that an 'opt-out regime with brakes' should be introduced, taking into account both the requirement for proportionality under the Civil Procedure Rules, and the invaluable lessons provided by the established Commonwealth statutory class actions regim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