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乡村治理绩效的系统思考

提升乡村治理的制度绩效是一项涉及到理念、制度和结构的系统工程,主要包括:改变传统的对立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以先进的"强国家-强社会"互强型国家与社会关系理念来指导乡村治理;改进和完善国家法律法规、省级地方法规、各级地方性执法规定以及村级规约,提高相关制度设计的质量和水平;优化乡村治理的结构,主要着眼点在于规范两委关系、乡村关系,提高村委会选举的质量,拓展村民代表会议的功能等.     

我国《国家审计准则》规范设置研究

国家审计准则是审计法律体系之纽结,在外部效果上直接关系到相对人的权利义务,并对司法活动具有规范效应。我国于2011年1月1日起开始实施的《国家审计准则》采取了类型化的规范设置方式,其中,指导性条款作为对良好审计实务的推介,由审计人员自由裁量是否遵循,实际上降低了《国家审计准则》规范的整体效力以及对审计人员的职业要求,不利于防范审计风险,应该予以摈弃。     

论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构建中的政府责任——基于社会法视阈

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关系错综复杂,政府、社会及农民在农村社会保障中既有相应的权力(利),也要履行一定的义务。行政法、经济法和社会法各自具有独特的法律价值和调整对象,本文分别基于这三个法域检视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构建中的政府责任,考察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构建中政府责任的越位和缺位,反思政府在构建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中所发挥的主导和基础作用,提出在社会法视阈下政府应定位在承担法律制度构建、财政支撑和监督管理之责任。     

奥巴马政府监管的行为法经济学分析——“成本收益国家”在“行为时代”的人性化改革

奥巴马政府以行为科学和行为法经济学的成果为科学基础，从完善监管和监管审查，促进国际监管合作，以及减少监管负担三个主要方面进行了政府监管改革。这是对成本收益分析传统的完善和补充，是一种更加符合行为法经济学实证和规范要求的人性化和合理化政府监管模式。     

提升政府公信力的路径探析

政府公信力是政治合法性的重要基础,是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重要保障,更是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前提条件。在社会转型期的今天,应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加快政治文化建设,提升政府公信力。     

浅析突发事件处理中政府与媒体的沟通策略

在突发事件的处理过程中，政府部门能否成功与媒体沟通、把握舆论导向已经成为决定突发事件处理效果的关键因素。因此在突发事件的处理中，政府应该要掌握与媒体沟通的各种策略。主要体现为政府与媒体沟通中的信息掌控策略——主动提供；政府与媒体沟通中的信息处理策略——真实有效；政府与媒体沟通中的信息发布策略——及时渐进；政府与媒体沟通中的信息提供策略——口径一致；政府与媒体沟通中的信息表达策略——有人情味；政府与媒体沟通中的信息选择策略——勇于担当。     

以人民为中心的互联网+智慧政务服务探索

互联网的普及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为各级政府围绕“以人民为中心”提供政务服务提供了有利条件。互联网+智慧政务服务网通过县(区)、乡镇(街办)、村(社区)三级联动的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政务服务平台,克服了青壮年常年在外务工的现实环境,让政务服务伸到人民身边;跨越了山大沟深的地理环境,让政务服务进入人民家中;突破了人居分散的社会环境,让政务服务深入人民心中。互联网+智慧政务服务是新时代不断满足城乡居民个性化、多元化政务服务新需求,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的成功实践和新的路径。     

“省直管县”改革背景下的地级市:定位、职能及其匹配

"省直管县"是我国"十二五"期间地方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但学术界对改革后地级市的角色定位和职能转变研究较少,这与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本文认为,应将"省直管县"后的地级市定位为"城乡分治、市县并置"格局下的"区域增长极",加快政府职能转变,逐步裁撤涉农职能,强化宏观调控职能,重视文化教育职能,突出公共服务职能,通过行政区划的渐进调整、省级政府的职能转变以及市县关系的重新建构体现其定位与职能的匹配性。     

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赔偿过程中的政府职能

近年来,有些地方人民政府在处理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的过程中,就受害人的民事赔偿事宜采取了诸多举措,如决定赔偿金额、支付赔偿金或综合帮扶资金等。这些举措虽可使受害人获得及时、适当甚至高额的赔偿,但同时也会影响我国基本的法律秩序、限制当事人的民事处分权利、导致社会不公,有时还可能成为地方有些官员平息民怨、为自己开脱政治责任的方式。尽管如此,地方人民政府适当介入重特大事故民事赔偿事宜有其必要,只是应在法制的框架内运作,主要发挥督促、协调和配合三大功能。     

定位、偏差与校正——谈《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实施过程中的政府角色定位

虽然《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已颁布实行,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暴力拆迁事件的发生。究其根源是地方政府对自身角色定位出现了偏差。因此,只有明确地方政府的合理角色,分析角色偏差产生的原因,提出针对性的校正措施,才能解决拆迁各方的矛盾和冲突,保护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顺利推进我国城市化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