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后治安行政管理的创新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后,治安行政管理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公安机关要充分认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重大意义,积极探索,深化改革,努力推动治安行政管理在理念、法制、体制、管理模式和管理手段上的创新。     

中国、美国与正在演变中的亚洲秩序

中国崛起是一个复合概念,既包括经济、军事等硬实力方面,也包括国际规范、高等教育等软实力方面。这对亚洲地区的国际秩序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变量,但不能就此认为亚洲地区已形成了中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实际上,正在演变中的亚洲秩序是一个包含有轮毂模式、有限共治模式、规范共同体模式和复合相互依赖模式四种秩序特征的复合体。同时,中国崛起对中美关系来说无疑也注入了新的元素,但并非就如现实主义者所预测的那么悲观,中美之间的合作远大于分歧,我们尤其应该注意在中美之间还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     

市场秩序的产权制度基础

市场竞争并不必然导致市场秩序的紊乱。市场竞争中出现损人利己后果的重要原因是在不完善的市场条件下,市场主体实施机会主义行为的收益大于成本,从而出现市场秩序的紊乱。完善市场秩序要通过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经济,其核心就是产权制度改革。产权制度的主要功能就是通过权利的界定来明确当事人从事某项交易活动的预期收益,从而规范市场交易行为。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核心就是资源配置的等级规则向产权规则的演变。因此,产权关系明晰化就成为形成公平竞争市场秩序的基本制度条件。     

朝贡体系下古代东亚秩序形成与维系的内在逻辑——批判地借鉴英国学派的分析方法

古代东亚秩序的形成与维系，同历史悠久的朝贡体系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要有效揭示古代东亚秩序的内在逻辑，应当批判地借鉴以历史主义见长的英国学派的分析方法，探讨朝贡体系的运行机制和内在本质。在古代，中国与朝鲜长时段的朝贡体系实质上是一种由中国主导并以其特有文化为基础、周边诸政权普遍认可和积极参与的特殊国际制度。就中国而言，完全独立的政治体制、自给自足的经济结构、等级制的世界观，使其对外部的需求仅限于其他政权对其至高无上地位的承认及其对相关制度安排的服从。而对周边诸政权来说，只有与实力超强的中国建立朝贡关系，它们才能获得合法性和安全保障，并取得与中国贸易的机会，从而实现生存与发展两大目标。由此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在缺乏文化共识的前提下，由地区强国主导，可以促成某种功能性的国际制度，使地区秩序得以维护，并在交往过程中反向促成文化认同。这一结论修正了英国学派关于共有文化与国际制度的关系的观点。     

观念认同与地区秩序建构——兼谈中国新安全观在建构东亚秩序中的作用

观念认同对地区秩序建构有着重要意义。观念认同建构行为体的身份和利益,进而改变或影响行为体的行为,在地区秩序建构中起到了"路线图"和"粘合剂"的作用。地区行为体之间的观念认同决定了它们互动的形式和态度,界定了地区秩序的自我属性,框定了战后地区秩序的建构原则,因而成为建构地区秩序的重要因素之一。中国首倡的新安全观与东盟主张的地区规范产生了积极互动,推动东亚观念结构由洛克文化向康德文化演进。     

受刑人权利的法律定位

对受刑人权利保护必须对受刑人权利进行准确的法律定位,在受刑人权利的价值基础上,正当性的权利本质是受刑人权利法律定位的逻辑起点;在受刑人权利的逻辑结构上,可以将受刑人权利分为受刑人人权、受刑人公民权和受刑人基于矫正产生的特殊权利;在法律关系的考量上,将受刑人权利和刑罚执行权力作为刑事法律关系的核心范畴,而不是将受刑人的权利与义务作为刑事法律关系的核心范畴;在刑事法律关系的运作中,以受刑人权利为本位,而不以受刑人管理为本位,以实现对刑罚执行权力的制约和对受刑人权利的保护。     

网络谣言扰乱公共秩序的认定——以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5条第1项的适用为中心

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5条第1项确立了网络谣言扰乱公共秩序的违法构成"三要件",即网络散布谣言的客观行为、扰乱公共秩序的危害后果和主观故意。司法实践中,有些法院秉持"秩序至上主义"的逻辑,存在对违法构成"三要件"的背离,在部分案件中对网络谣言和公共秩序的扩大解释构成对公民言论自由的过度限制。面向未来,法院可通过对上述违法构成要件的合宪性解释,合理平衡公共秩序与言论自由价值的冲突。在客观行为的司法认定方面,应区分"公共言论"与"私人言论",涉及"公共言论"的网络谣言以"捏造或者歪曲事实"作为认定标准,涉及"私人言论"的网络谣言可扩大解释为包括"未经证实"的消息。在危害后果的司法认定方面,应将"公共秩序"解释为以"公众生活的平稳与安宁"为核心内容的现实公共场所秩序,并引入比例原则的审查。在主观故意的司法认定方面,对于涉及公共言论的"故意"的认定,可采用"实质恶意"原则,即只有在行为人明知其将做出虚假言论或者对于信息的真假辨认存在严重的过错时,才能认定其为"故意";对于涉及私人言论的故意的认定,可参照刑法上"故意"的认定标准。     

农村仪式性人情异化后果及其矫正

当前农村普遍面临着仪式性人情异化的困境.基于鄂西H县Z村的实地调查发现,人情名目的无序增加、随礼规则的失序和礼金的攀升以及去仪式化构成了仪式性人情的异化面向,仪式性人情变异为功利性人情.传统人情交往规则的瓦解是造成人情异化的宏观背景,经济分化背景下富人群体的带动、村民村庄生活预期的短期化以及村民对在村关系的依赖所导致的...     

国际礼法观:清代中国的朝贡与条约

朝贡与条约并不是平行无关也不是绝然对立,其背后是中华天下礼秩序与欧洲国际法秩序两种国际秩序之间在整个清代中国从接触碰撞到互动博弈,再到渗透兼容的漫长过程。清代中国最初在传统朝贡之外曾与俄国缔结的平等条约并未对中华天下礼秩序造成实质性影响;道咸年间因战败与列强加速缔结了各类不平等的条约、同光时期“有约国”逐步取代“朝贡国”,致使中国丧失“华夷”话语,中华天下礼秩序土崩瓦解。然而,中华天下礼秩序的道义精神却消融于欧洲国际法秩序的强力扩张中,在清末中国形成了义力并举的国际礼法观,进而催生了不平等条约概念,推动了国际法秩序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完善。     

东亚意识与东亚秩序

东亚意识的内涵包括共有的价值观念和共有的利益观念.东亚意识有两个主要的功能:"我们性"的认同和东亚意识的社会化.未来东亚社会秩序的构建根本上取决于东亚意识的社会化程度、中日关系的和谐发展和美国在东亚的影响力.东亚认同还处于萌芽状态,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清算意识"还很缺乏,美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还将在东亚长期存在.因此,可以预见,东亚意识的社会化将会经历一个曲折复杂的过程,新的东亚社会秩序也不会在短期内实现.但是一个高度认同,以中日关系、东北亚和东南亚和谐发展为特征的新的东亚社会秩序将会为未来东亚地区的和平发展带来持久的动力,因此,东亚国家应该为实现这一目标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