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块链智能合约场景下共犯归责逻辑的应对与重塑

伴随着区块链技术的社会整合进程,以智能合约为载体的新型共犯样本呈现出异化形态,对此传统共犯归责模式面临"去中心"环境下网络平台的监管弱化、"假名主义"环境下交互主体的参与虚化、合约主体意思联络"单向一次性"的归责困境,需在尊重数字逻辑的前提下联动调整共犯归责逻辑,以实现智能合约共犯归责范阈的外限界定与内限梳清.在外部界...     

有益的探索 “三赢”的合作——地区侦防巡责任捆绑、诸警联动的思考与实践

公安派出所、责任区刑侦队和交巡警中队是对地区(街面)负有治安管理责任的基层作战单位,三者有机组合,建立起责任捆绑、诸警联动的运作机制,以增强对辖区的治安管理能力。实践证明这个方向是正确的,这条路是走对的。我们应以地区侦防巡责任捆绑、诸警联动机制为基础,尽快建立点、线、面、块有机结合的街面治安动态管理勤务运作机制,以进一步提高公安机关控制和驾驭社会治安局势的能力。     

宪法诉讼民主价值的构造

民主作为宪法诉讼机制的价值目标,其实质性内涵可以从两个层面加以界定:其一,工具性的民主价值。这种价值实质上就是传统意义上的多数民主价值,即秩序、法治之价值。其二,目的性的民主价值,即自由之价值。     

局部等级视角下的东亚安全秩序与中美战略竞争

东亚秩序转型是冷战后国际关系学界争论的重要问题。在回顾既有争论的基础上,本文尝试从局部等级视角切入,分析东亚安全秩序的性质及其转型动力。局部等级体系由体系唯一超级大国领导的地区安全等级与区域内自助国家共同构成。冷战结束以来,东亚地区呈现出典型的局部等级体系特征,并在中国持续崛起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以战略对冲为主要行为模式的安全秩序。尽管当前美国对华政策的对抗性不断增强,但是在局部等级体系下中国坚持战略对冲不但可以有效缓解自身面临的崛起困境,而且有助于防止中美陷入美苏冷战式的集团对抗,以战略对冲为核心特征的东亚安全秩序也将因此得以延续。这些发现一定程度上深化了地区安全秩序和大国竞争的理论研究,同时也有助于中美两国更为有效地管控其在东亚地区的战略竞争。     

King Wenceslas’ relations with the Teutonic Order in light of the dispute over the Archbishopric of Riga (1392–1397)

King Wenceslas of the Romans (1378–1400) and of Bohemia (1378–1419) supported the Teutonic Knights, but his involvement in the Eastern Baltic region during the 1390s turned him into an enemy of the Knight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change in Wenceslas’ policy was solely in the interests of his courtier Duke Swantibor of Pomerania-Stettin, who sought to establish his son as Archbishop of Riga. Wenceslas’ support for Swantibor owed to the traditions of courtly favor and instability in Bohemia, not out of any personal grudge against the Knights, as was claimed in earlier historiography.     

政治安全问题的微观根源：基于制度与生活逻辑的分析

经济社会的深刻转型与风险社会的渐趋深化，渐次引发了现代理性对传统制度价值的撕裂式解构“，生活的政治”日渐进入民众的日常生活体验中。基于宏观层面的分析视角已然无法有效概括、诠释乃至应对政治安全话语体系中的诸多问题，由此引发的理论迷思与实践困境启示我们应突破国家与社会的实体论和二元对立思想，打通从国家逻辑的宏大叙事到生活逻辑的日常叙事之间的壁障，从而在对政治安全制度逻辑的分析过程中，建构一个基于微观层面的替代性分析框架。制度的失场、僵化以及制度间的抵牾，都会成为政治安全问题衍生的结构性根源，应基于对制度与生活逻辑的细致观察而探寻政治安全实现与维系的微观基础。     

关于《钦定回疆则例》研究的几个问题

目前关于《回疆则例》的研究还存在一些问题,比较突出的有:在法规的名称方面,有《回律》以及《回例》等不确切的称呼,它们使《回疆则例》的性质、适用范围及对象产生了一种不确定性;在法规的性质方面,有学者将其当作刑事法规,也有学者认为《回疆则例》是回疆少数民族之间民事案件的司法审判依据,在法规性质的认定上仍然是值得商榷的;在法规内容的理解方面,就个别条款而言,缺乏对条款历史背景的考察与探究。这些问题的存在一定程度地影响了《回疆则例》研究的深入。     

秦汉社会势力及其官僚化问题——以商人为中心的探讨

社会势力的产生是古代国家与社会关系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现象。国家既利用掌握政治、经济、文化等资源的特殊地位实施统治,注重吸收、改造、利用、动员、协调各种社会力量服务于国家,又对各种可能危害统治阶级的社会势力实施控制、打击,这是我们常见的国家与社会势力之间既相统一又相矛盾的现象。实际上,历代国家的盛衰,都与其能否处理好与各种社会势力的关系有关。秦汉社会势力因其身份构成的不同、所处历史时期的不同而与国家政权的关系十分复杂而微妙,商人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     

洁净仪式与秩序重构：三明客家“游傩”的人类学思考

安乐乡夏坊村，每年正月十三都要举行一次以“游傩”仪式为主的庙会。这种以洁净仪式为主题的民俗活动，体现了客家人的地方认同和神明信仰。当地不同宗族成员通过“游傩”文化整合在一起，重构日常生活中因为经济交往或利益争执而被打乱的秩序。仪式性的洁净与结构性秩序的重置，使得地方社会在每年一次的集体行动中不断加强对客家文化的认同。     

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

2009年10月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其原因是对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做出了杰出的学术贡献。她用制度分析的研究方法,对三类案例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总结出治理之道。她的理论结论是,集体行动的逻辑是正确的,但在很多情况下,尤其是对小规模的公池资源管理来说,有很多自主治理成功的实践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她总结了成功的八条经验,分析了失败的制度原因,在此基础上总结出了公共事物的自主治理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