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社区基层治安管理的特点

中国古代社区基层治安管理呈现出一系列的特点,主要表现为其治安管理机构的设置较为固定;利用联保连生与保甲法这样一些超强制的高压手段;家族伦理和族规家法也是极为重要的非正式控制手段;由乡民、村民组成的治安力量对维系一方治安起到了补充正式控制的作用。     

逻辑与西方形而上学的明证性

西方形而上学与逻辑的本质关联起源于语言上对系词的追问。逻辑学整体上可以分为无内容的逻辑与有内容的逻辑。无内容的逻辑即是以亚里士多德所创立的形式逻辑为开端,经中世纪经院哲学发展,在现代通过弗雷格、罗素、逻辑实证主义及分析哲学发展到顶峰的纯粹形式化的符号系统。它将形而上学消解于语言符号的结构分析中;有内容的逻辑以亚里士多德范畴论划分存在的不同等级为开端,近代经康德先验逻辑确立了范畴与感性直观的先天关联及黑格尔以思辨逻辑揭示了存在自身证成的内在机制。海德格尔以胡塞尔对范畴直观的描述为引线,在有限性的"此在"之在世存在的生存方式上,指出形而上学是逻辑学的基础而不是相反。马克思将通达形而上意义的辩证法复归人的感性实践,打破了辩证法的神秘性和理论性,澄清了形而上学逻辑的现实基础。     

论我国西北跨界民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理路

地处边疆,西北跨界民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具有特殊意义。在建设过程中,由于民族文化特色和区域差异,与其他地区相比,西北跨界民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需要从西北民族特色因素中找准理路。首先,从认识西北跨界民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特点出发,重点考虑西北跨界民族身份、民族文化、地区差异、宗教信仰等因素;其次,着重考虑西北跨界民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一种政治文化的社会化过程,准确把握民族成员的认知和认同、建设的制度化、个体化的过程,重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西北跨界民族地区构建的规律,最后找准建设的着力点。新时代,西北跨界民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主要突出四个方面: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注重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握意识形态主导权、话语权和加强法治建设。     

当代中国信访制度的逻辑起点

本文从政治学角度探讨了中国信访制度存在的政治理论、行政理论、现实政治、宪法和法律基础.     

道路交通违法引发治安事件的对策研究——以云南省玉溪市为例

近年来,因处理道路交通违法和交通事故引发的治安事件不断增多,特别是由此引发的暴力抗法和妨碍执行公务等问题越来越突出,对此,笔者结合玉溪市因道路交通事故引发治安事件的案例进行原因分析,对建立有效的防控机制作对策研究。     

刍议治安调解

对治安纠纷,公安机关可以不再“一管到底”,这是一种不确切的表述。正确解读《治安管理处罚法》规范的治安调解,不能弱化公安机关的调解职能。构建和谐社会,需要强化公安机关的治安调解职能。而要强化其调解职能,就需要提高公安民警的综合素质。     

论治安灾害事故处置对策

治安灾害事故是行为人由于故意或过失行为,违反治安行政管理法规或其他有关规章制度,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或人员伤亡的事故。其特征是主观过错性、行为违法性、后果严重性、危害社会性。事故处置的具体对策有:维护现场秩序;抢救伤员、物资;注意现场动态;开展事故调查;追究责任;做好善后工作。     

执行命令还是执行法律？——兼论《公务员法》第五十四条关于公务员有权说“不”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以下简称《公务员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下级公务员拥有对上级“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有说“不”的权利。该法条相对于该法草案中的“不得对抗”上级命令来说,其法治意义是重大的。但是,如果从当命令与法律发生冲突时,公务员究竟执行命令还是执行法律的具体案例出发来解读《公务员法》第五十四条,那么,该法条的实施便有其现实的困局。因此,需要分析造成我国公务员在命令与法律冲突时对上级命令说“不”难的原因,制定保障公务员说“不”的权利的对策。     

论《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调解与和解

<治安管理处罚法>提供了两类解决纠纷的方式.其中"合意"解决纠纷的方式又包含调解与和解.分析调解与和解的含义、条件、解决的事项、效力,厘清二者的区别,并提供了实务中的一些技巧,以期对公安机关的办案具有参考和指导意义.     

Culturally and Linguistically Competent Public Services in an Era of English-Only Laws

The concern this study addressed centered around the challenges of delivering culturally and linguistically competent public services to limited English proficiency (LEP) persons in an era marked by growth of English-only measures in the U.S. The article argued that restrictions on public service delivery to LEP communities are laden with negative effects that include impairment of the nation's obligations in international law. It applauded the attempt, evident by Executive Order No. 13166, to address the restrictions, but assessed that order as inadequate. Suggestions for improved access to public service delivery for LEP populations contained in this article include (1) enlarging the scope of Executive Order 13166 beyond access to language services, and (2) upgrading it into an act of Cong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