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与美国的军事合作关系

在军事战略方面,新加坡已成为美国亚太安全岛链中的重要角色,成为美国防范恐怖主义和围堵中国的棋局中的一个棋子.本文通过军事合作与地缘战略两项因素,分析新加坡与美国的军事合作关系.本文研究发现:第一,新加坡正在取代此前菲律宾的地位,成为美国在亚太地区前沿部署的关键性角色;第二,美国对于新加坡的武器输出,已经超出"防御武器"的限制;第三,在"9·11"事件之后,新加坡宣布与美国站在同一阵线,共同对抗恐怖主义.也就是说,由于地缘战略的重要性,美国正借与新加坡的军事合作,使其成为美国亚太安全岛链的一环.     

温州汉族人群D12S391、D18S865基因座遗传多态性研究

目的研究短串联重复序列D12S391、D18S865的遗传多态性及法医学应用价值。方法应用聚合酶链反应(PCR)、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PAGE)及银染显带技术对温州地区汉族454名无关个体的D12S391、D18S865位点进行分型。结果D12S391观察到11个等位基因,50种基因型;D18S865观察到7个等位基因,21种基因型。基因型频率的分布符合Hardy-Weinberg平衡,两个基因座的观测杂合度(H)分别为0.7974、0.7379;个体识别能力(DP)分别为0.9566、0.9077;多态信息含量(PIC)分别为0.8260、0.7279。结论两个STR基因座具有较高杂合度,等位基因分布符合Hardy-Weinberg平衡(P>0.5),在法医学应用和群体遗传学研究中较高的价值。     

从治理组织选择理论的角度解读自愿连锁

作为连锁经营的三大组织形态之一的自愿连锁在我国的发展步伐正在加快,中小零售企业将自愿连锁作为应对实力强大的外资零售巨头和突飞猛进的本土大型连锁企业的主要途径。威廉姆森的组织形态选择理论对自愿连锁进行了深入分析,可为我国中小连锁企业发展自愿连锁提供思路与策略选择。     

网络传播淫秽电子信息犯罪的特点及治理对策

网络传播淫秽电子信息犯罪目前在我国较难治理。公安机关只有根据此类犯罪的行为特点和犯罪的主体特点,采取严厉打击淫秽网站、切实加强网络管理与监控、切断非法利益生成链条等综合性的治理对策,才能形成净化网络环境的长效机制。     

沪综指走势的马尔可夫链模型预测

将上海股票市场走势分为三种状态,建立马尔可夫链模型,发现只要交易日足够多,各个状态都是相通的,而且上涨、持平、下跌的概率基本相同;在短期上,该模型可以比较准确地预测沪综指的走势,比现有技术分析法更有优势.     

中国成都汉族及泰国群体D7S2846基因座的遗传多态性

研究STR基因座D7S2 846的遗传多态性 ,为法科学应用提供基础数据。应用PCR及PAG电泳技术 ,对376名中国成都汉族无关个体及 131名泰国无关个体进行了调查。两群体分别检出 8个和 7个等位基因 ,首次获得该基因座基因在两群体中的频率分布。两群体基因型频率分布均符合Hardy Weinberg平衡。家系调查证实了等位基因的传递遵循孟德尔遗传规律。该基因座在两群体中的个人识别能力 (Dp)分别为 0 85 70、 0 86 0 2 ,杂合度 (H )分别为0 6 915、 0 6 870 ,多态性信息含量 (PIC)分别为 0 6 445、 0 6 5 5 3 ,非父排除率 (PE )分别为 0 415 2、 0 40 85。D7S2 846基因座在法医学个人识别及亲子鉴定中具有较高的实用价值。     

安全化操作与美国全球供应链政策的战略性调适

2021年美国拜登政府施政伊始就推动了一系列关于供应链的新政策,特别是以“国家安全”为叙事手段强化国内产业政策,扶持先进制造业和新兴技术研发,并联合安全盟友构建关键产业国际供应链联盟。与特朗普政府相比,拜登政府的新供应链政策进一步强调了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并重的原则。对于这种政策转变的本质,相关研究出现了战略性转变和功能性转变等两种观点。从理论逻辑看,经济政策的安全化分析路径,可以剖析全球供应链的安全效应,明晰经济和安全策略组合的类型,从而进一步揭示美国新供应链政策“混合式安全化操作”的生成机制。从政策实践看,拜登政府针对供应链问题的安全化操作主要呈现两个新的特点,一是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之下的兼顾供应链安全与大国战略竞争,二是以国内投资重塑产业链,并配合国际运作以形成关键产业供应链联盟,从而对战略对手实施经济权术。这些新政策面临着战略利益和市场力量之间的张力,存在诸多制约,其带来的政策冲击也为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的稳定和复苏增加了不确定性。     

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援助与国际发展援助的“共生”——援助国产业结构差异的视角

发展与援助在二战后的制度化结合是现代援助体系诞生的标志,对外援助的道德属性被框定为帮助受援国实现发展。但在现实中,西方和中国常质疑彼此的援助道德动机,前者认为后者的基建援助是"新殖民主义"、"债务陷阱",后者认为前者的软性援助人员费过高、口惠而实不至、干涉他国内政。本文尝试在国际政治经济学框架下,将对外援助决策的规范建构与理性选择双重属性理论化,发掘一国产业结构与对外援助政策间的关联性,以解释西方与中国对外援助的特征差异和误解来源。概言之,发展通过中间变量产业结构可以分解出发展理念、发展资源和发展压力等作用机制,影响一国对外援助的部门分配,因而工业国倾向基础设施与生产性援助,第三产业国则偏好投放专业服务类援助。在全球价值链分工视野下,中国对外援助的偏好和结构具备合理性和正当性,不同援助方的发展援助既会产生竞争,也可互补共生,共同推动联合国"2030愿景"和新型全球治理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