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以成人：马克思劳动解放理论的逻辑理路及人学向度

在唯物史观视域下,劳动解放和人的解放呈现为共同生成、彼此形塑的同一过程。实现劳动解 放的过程,亦是超越资本主义劳动异化、通往人的解放、实现人重新占有自己本质的过程。马克思在批判和吸 收以往劳动观念的基础之上,立足于现实的人及其感性活动本身,从历史生成论的角度疏解劳动与人的本质关系。 总体来说,马克思遵循了从肯定一般劳动作为人的本质,再到洞见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异化的现实,最后予以批 判超越重新复归人的本质的逻辑理路。明确这一理路和其中蕴含的人学向度,对于推进新时代人的自我理解和 劳动教育事业的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论马克思自然观视域下的生态文明建设

现代社会人与自然矛盾的二律背反,表明了人类正面对着严峻的生态危机和生存危机,人与自然的这种二律背反迫切地呼唤着人类的理性思维和哲学意识。马克思自然观中蕴含着许多难能可贵的解决生态问题的思想、意识、理念和路径,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启示和实践启迪。     

马克思《博士论文》与恩格斯《谢林和启示》之比较

<谢林和启示>时期的恩格斯与<博士论文>时期的马克思并不相识,但他们却不约而同地相继提出了唯物主义自我意识哲学,体现了二人令人惊异的共同之处;另一方面,<谢林和启示>与<博士论文>在思想上也存在一些细小的差别.总体来看,青年马克思与青年恩格斯在哲学思想方面是"大同小异".     

马克思恩格斯论第三世界发展问题

我们今天所称的第三世界发展问题,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乃是西方全球化不可避免的后果,第三世界获得发展的一个根本性前提则是民族独立的完全实现和国家主权得到充分的尊重.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第三世界发展问题的科学思想在当今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全面准确地理解马克思早年的“跨越”思想

马克思早年的“跨越”思想和晚年的“跨越”思想一样,指的都是“跨越”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而不是指“跨越”政治革命和政治解放,直接实现社会革命和人类解放。马克思早年“跨越”思想的理论基础是“共同胜利论”和“发达国家带动论”。19世纪40年代,德国的社会性质是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社会,德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存在并正在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把此时代的德国看作是“支配着世界市场”,并能首先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因此认为德国能把前资本主义国家或非资本主义国家带到共产主义新社会中去,因而也不存在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问题。     

双重互构逻辑下中国城乡关系的演进规律与时代抉择--基于马克思恩格斯城乡融合思想的分析

新中国成立70余年来,城乡关系从分离、差别到二元结构的固化,再至城乡关系的融合发展,这个历史进程部分地践行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城乡融合思想,二者在理论与实践层面实现了首次互构。新时代的城乡关系已然出现了新的变化,而新马克思主义学派也继承更新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重构了空间理论,进一步延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城乡融合思想,城乡关系的新变化与马克思恩格斯城乡融合思想的动态演进之间实现了二次互构。基于二者双重互构的逻辑,城乡关系的融合与创新发展应汲取马克思恩格斯城乡融合思想的时代精髓:尊重城乡发展的基本规律,规范资本与“人本”的界域;彻底翻转城乡不对等的理念,积极促成城乡资源要素的自由流动;变革城乡融合发展的相关体制与机制,致力于城乡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及向乡村领域的延伸;实现乡村振兴战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及城乡融合发展的三元共振,推进城乡融合发展迈入新阶段。     

马克思死刑思想研究——兼论对中国死刑改革的启示

马克思认为,在一个文明的社会裹,死刑是残暴的、不文明的、不人道的、不公正的、无效的、没有正当根据的,从而提出了在文明社会彻底废除死刑的主张。这必将封中国的死刑改革具有重大的指导性意义。     

现代社会中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读《逃避自由》

自由是近代以来西方思想中的核心理念,但对自由的追求却陷入一种二律背反之中:人们在获得自由的同时,却又感到深深的孤独和不安,正是这种孤独与不安,使人们逃避自由,甚至放弃自由,这是法西斯主义得以产生的心理学基础.通过结合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弗洛姆揭示了现代人在面对自由时的这种矛盾心态,指出要摆脱这种矛盾心态,就必须充分发挥人的创造性,走向积极的自由.     

Social Justice and Communication: Mill, Marx, and Habermas

This article concerns how one may theorize a social justice of communication. The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theory of democracy cannot neglect an analysis of communication and that, indeed, a social justice of communication can be identified in the discourse ethics of Jürgen Habermas’s “deliberative” theory of democracy. The socio-political analyses of communication in John Stuart Mill and Karl Marx are examined as precursors to Habermas’s position because they are useful for setting off the unique synthesis of the liberal and critical traditions that Habermas develops. Such a social justice of communication shows how the communicative medi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can ameliorate the tension between individual autonomy and the solidarity of group membership by communicatively empowering individuals under conditions of mutual respect and equal dignity.

论马克思恩格斯的公正观

马克思恩格斯的公正思想内容丰富,彻底的唯物史观是考察公正内涵的立足点,对资产阶级公正观的批判是追求公正的诉求基础,共产主义社会是构建未来公正社会的理想样态,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是实现公正社会的物质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