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医疗诉讼中的证明妨碍

鉴于医疗活动的特点、医疗诉讼专业性、医疗诉讼中证据偏在严重以及医疗界＂沉默共谋＂现象,有必要对医疗诉讼中的证明妨碍行为进行规制。争议发生后及时进行实物、病历资料的封存以及尸检等对于医疗争议的解决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医疗诉讼领域的要运用证明妨碍理论进行处理。     

浅论在我国建立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消除制度的必要性

建立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消除制度，不仅能够帮助未成年犯罪人走出其在服刑完毕后重回社会时所遇到的困境，也能够体现我国对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重视、顺应我国的刑事政策，更能够顺应青少年犯罪治理的世界发展潮流、符合青少年法治的精神，能够切实地保障未成年犯罪人受到公平对待的权利。     

论医疗纠纷行政调解制度之重构

医疗纠纷行政调解作为一种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应当遵循自愿原则、效率原则和合法原则。在具体制度设计上可以考虑在县级以上地方政府法制部门成立相对独立的机构负责医疗纠纷行政调解，同时要设计既简便又实用的行政调解程序，赋予调解协议以合同效力，从而充分发挥行政调解在医疗纠纷解决中的作用。     

刑事立案监督的困境及破解——兼论立案监督的执法理念

从监督流程来看，刑事立案监督的困境主要体现在“二难”，一是难以发现立案监督信息，二是难以开展有效监督。其中既有实践中被监督机关抵触的原因，又有立法不完善的因素。为解决这一问题，在立法层面应完善相关规范性文件，在实践层面应积极探索各种有效机制。应树立以下执法理念，即在监督范围方面，全面监督与重点监督并非一个层面的问题，既...     

韩国的医师说明义务与患者知情同意权

医师的说明义务与患者的知情同意权是医疗关系的核心内容,并成为医疗责任认定的主要依据。韩国对于这一对权利义务关系的认识经历了从传统医疗模式向人道模式的转变,使得患者从医疗关系的客体转变为主体。这一转变不仅改变了患者的地位,更体现出法律的进步。然而,单纯强调患者的知情同意权将会导致医师实施保守治疗,因此,平衡医师的说明义务与患者知情同意权之间的关系显得尤为重要。     

医学会从事医疗损害鉴定之合法性研究

本文回顾了我国医疗纠纷鉴定体制发展历程,分析了医学会鉴定与司法鉴定的优缺点。在此基础上,认为在现阶段,医学会参与医疗损害鉴定具有一定的、但并不充分的法律依据,具有相对的合法性,医学会应属准法定鉴定部门。可以通过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司法解释或卫生部制定规章的方式使其尽快转正。尽管如此,医学会作出的鉴定结论并不具有必然的证明力,其鉴定程序和鉴定书形式等亦应符合法律规定,而鉴定人署名并出庭接受质证是其鉴定结论被法院采信的前提条件。     

医疗损害鉴定研究:江苏模式与北京模式比较——基于《侵权责任法》的视角分析

《侵权责任法》实施后我国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医疗损害鉴定制度。江苏和北京高级法院分别对医疗损害鉴定的具体内容及部分具体鉴定制度进行了明确规定。二者最大的区别在于对医学会鉴定和法医鉴定这两种鉴定模式的优先选择不同。江苏模式优先选择医学会组织的医疗损害鉴定,能够从专业的角度保障医疗损害鉴定工作的完成,但建议加大力度完善医疗损害鉴定的监督机制及省属范围内的异地鉴定制度。北京模式则相对倾向医疗损害司法鉴定。建议完善医疗损害鉴定人的准入制度及医疗损害司法鉴定程序并构建医疗损害司法鉴定专家库。医疗损害司法鉴定制度构建过程中,建议遵循医疗损害鉴定统一性、专业性、标准化及监督的原则。     

数字证据、电子证据、科学证据、电子记录概念比较分析

与数字证据相关的概念很多,但它们的内涵和外延存在一定差异,从提出概念的出发点、载体、表现形式、研究范围等角度分析数字证据、电子证据、科学证据、电子记录等概念的差异,并进一步提出对数字证据进行专门研究的科学性和必要性。     

论地方人大常委会对地方“两院”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的正当性

地方法院和检察院制定的规范性文件是否应纳入同级人大常委会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范围,争议已久。目前对地方“两院”规范性文件采取的内部监督方式,无疑缺乏刚性和公信力。地方人大常委会对同级地方“两院”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的正当性一方面基于它的权利属性,另一方面也不存在所谓个案监督、干涉司法权独立等情形。     

《侵权责任法》视野下的医疗侵权诉讼举证责任价值审视

医疗侵权诉讼举证责任的分配关系着医患双方的举证负担,是医患双方博弈的结果。《侵权责任法》改变了以往举证责任双重倒置的规定,加重了患方的举证责任。本文从秩序、正义、效益三个价值维度审视《侵权责任法》下医疗侵权诉讼举证责任的变化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