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与中共在“整理党务案“上的退让

1926年,中国共产党在蒋介石等新老右派的三次反革命进攻面前实施了三次大退让,特别是在"整理党务案"上向蒋介石的妥协退让,客观上为蒋介石叛变革命、把革命打入血泊中提供了条件。面对这一结果,共产国际及其驻中国的代表应负主要的领导责任。因为,妥协符合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当时的对华政策,"整理党务案"的大多数内容都得到了共产国际和鲍罗廷的认可,甚至是鲍罗廷与蒋介石协商的结果。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主要在于共产国际代表错误地分析了当时的阶级状况,过高地估计了国民党和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力量,而对中共和中国无产阶级的力量估计不足。     

1971年美国与台湾当局在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上的有限“合作”

1971年第26届联大,由于判断即便全力支持,台湾当局也将在短期内失去联合国席位,美国以基于“两个中国”设计的“双重代表案”作为因应中国代表权问题的蓝本,并主张将安理会席位交归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以此换取国际社会对美案的支持;但台湾当局的代表将能否继续保有安理会席位视为应否继存于联合国的底线,双方围绕代表权问题经历了一段长期交涉。出于秘密运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改善关系的需要,同时也为迫使台湾当局接受“双重代表”安排,美国在对台交涉上采取了拖延策略。随着基辛格两次访华消息的相继公布,台湾当局在代表权问题上完全陷入被动,最终选择了对美国所主张的“复合双重代表案”持消极默认态度。     

离奇的捉奸弑君案

春秋战国时期发生过一桩离奇的捉奸案。     

原告资格判定中“保护规范说”和“实际影响说”的混用与厘清——兼评东联电线厂案再审判决

在东联电线厂案再审判决中,最高人民法院重申了刘广明案“保护规范说”的原理,但并未就产品质量法规范如何成为确定原告资格的规范充分说理。裁判认为被诉处罚已确认了产品质量处罚的要件事实,起诉人由此将可能受到产品质量行政处罚这一行政法上的不利影响。这强调了被诉处罚和产品质量行政处罚间事实上可能的因果关系,是“实际影响说”的体现。法院还指出了被诉机关线索移交的义务,并肯定了被诉处罚对于后一行政处罚的确认效力,客观上可补充因果关系的论证,但确认效力的实定法基础,以及给予预防性救济的必要性仍待证明。东联电线厂案再审判决在论证中混用了两种理论,反映了多次作为最高人民法院裁判原理的“保护规范说”的理论深度尚不足以应对疑难案件,也说明了“实际影响说”的影响力不可忽视。理论界和实务界应就我国原告资格具体疑难案件进行讨论,重视两种理论在应用中各自的发展,承认两者存在相互作用的可能,并回应来自对方角度的解释。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阴建峰应重构现代特赦制度但贪污贿赂案暂不适用

在依法治国已经成为我国基本方略的今天，以特赦为核心的现代赦免制度代表了刑罚轻缓化的方向，是重刑桎梏中宽容精神的有力突围，顺应了刑事法治发展之基本规律。司法实践中，新中国成立后有7次特赦。自1975年3月19日以后，我国便再未实行过特赦，以致该制度逐渐被虚置。     

环境权视角下政府环境责任规制途径——以雾霾案为例

在2014年4月24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新法增加了关于大气污染,特别是雾霾治理及应对的相关规定。在明确政府责任,加大对违法排污的惩罚力度、加大信息公开等方面有重要突破,被视为中国用重典向污染开战的举措。这可视为一个信号:在政府层面,对环境污染的防治尤其是应对雾霾,其应该作为。然而,政府基于什么要承担环境责任?到底有哪些措施可以规制政府承担环境责任?本文对此进行了探讨。     

观点

正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韩正:以好党风带出好政风好民风好社风作为一个长期执政的大党,我们面临的最大风险和挑战是来自党内的腐败和不正之风。无论是中央巡视组对地方巡视,还是市委巡视组对本市各地区、部门、单位的巡视,发现一些领域、一些单位、一些地方腐败和"四风"问题突出,都不同程度与各级党委(党组)主体责任落实不力、     

对国际刑法中普遍管辖权的认识——以刚果诉比利时逮捕令案为切入点

刚果诉比利时逮捕令案是国际法院受理的涉及普遍管辖权以及对普遍管辖权的外交特权和豁免的案件。国际法院判决对"程序豁免"和"实体豁免"、刑事管辖豁免与个人刑事责任豁免的比较分析,反应出的实质问题为,普遍管辖权与外交豁免存在冲突;外交豁免的价值高于普遍管辖,外交豁免构成对普遍管辖的限制;外交豁免对普遍管辖的限制,并未否定普遍管辖本身。     

残缺式教育下的惨剧——中学生弑母案的反思

服务于现存社会，并以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观念和价值标准来塑造人的教育是残缺式教育。为了应付考试而忙碌并由此承受巨大压力的地狱式过程是我国未成年人受教育的主要过程，从而酿成一系列中学生弑母案的惨剧，这也是我国未成年人成长的悲剧。我国当前已到了一个需要全面审视与反思我国基础教育的时期。以商谈式交往理论构建我国基础教育模式是我国未成年人教育的理论性反思，而充分完善与保障我国未成年人参与权是我国未成年人教育的法律性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