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德(日)犯罪成立体系比较分析

我国刑法界目前正在进行"犯罪构成体系重构或者完善"的讨论。"重构说"强调应以德国及日本的犯罪成立体系为参照,对源自前苏联的我国通说性犯罪构成体系进行全面改造,而"完善说"对通说体系的态度则以调适修补为基调。因而,站在解说中国问题的立场对德日体系之利弊得失作出评析,便尽显必要。     

受贿罪立法问题研究

我国刑法关于受贿罪的立法,在立法思想上存在着矛盾,对受贿罪的犯罪对象规定的范围过窄,对受贿罪与行贿罪的关系处理不当,过分强调受贿数额对受贿罪法定刑的影响。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刑法在惩治贿赂犯罪方面功能作用的发挥,有必要从立法层面上研究解决。解决这些问题,既是有效地打击贿赂犯罪的需要,也是我国刑法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相衔接的要求。     

法定犯中行政前置性要件的法理基础与制度构造

行政前置性要件作为刑法分则个罪中的限制性要件,强调行政处理优先性,包含着以刑罚处罚确保行政执法效果的制度期待,是刑法谦抑性的新表达。在法定犯日趋增多的时代背景下,刑法修正中的犯罪化不可避免,单一强调犯罪化或非犯罪化均存在较大副作用,在个罪中设置行政前置性要件,重视法益恢复在阻却犯罪成立中的积极价值,有利于追寻犯罪化与非犯罪化的最佳平衡点。行政前置性要件的法理基础在于部分犯罪存在法益侵害待定状态。立法者在增设法定犯时,若认为该犯罪存在法益侵害待定状态,并且不直接涉及人身法益,当优先考虑设置行政前置性要件。     

犯罪现场中非犯罪行为研究

犯罪现场中非犯罪行为一直是侦查领域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加强犯罪现场中非犯罪行为的研究,有利于提高侦查人员对犯罪现场的全面认识,开辟认识犯罪现场的新视野以及开拓新的侦查思路。为此,有必要对犯罪现场中非犯罪行为的概念、价值,犯罪现场中非犯罪行为信息在侦查破案综合运用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进行探讨与研究。     

试论人大监督权与司法独立

司法独立是司法公正的前提,保证司法的工作不受来自外界的不适当干预,才能保障法律的权威性。要实现司法公正也离不开对司法权的合理监督,而这种监督必须以尊重司法独立为前提。司法公正的实现,要求司法接受监督和司法保持独立这两项基本原则之间实现统一和协调。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司法机关进行监督应遵循适当的原则与方式,人大监督必须以尊重司法独立为前提,必须把监督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采取适当的方式和程序。     

网络犯罪与计算机伦理--当前网络犯罪增长原因的伦理学思考

网络犯罪作为一种新型的犯罪形式,其增长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网络技术和计算机伦理发展的不平衡是其根本原因。只有加强计算机伦理建设,才能有效规范网络行为。     

当前美国网络空间战略变化对我国家安全的影响及思考

当今美国网络空间战略在全方位维护国家网络安全的基础上,更注重积极抢占国际网络空间控制权。以新媒体为代表的＂网络外交＂成为美国实现政治目标的新手段。美国企图以＂互联网自由＂为旗帜,为其主导网络空间鸣锣开道。由于美国在相当程度上掌握着网络技术的制高点,控制着网络的连接权、话语权,因此在网络空间具有先天优势。当前,在对华网络战略方面,美国也已经由单纯的＂网络渗透＂转向利用网络空间的主导权和垄断网络资源的优势,对中国进行全方位的网络＂侵略＂、颠覆和破坏,给中国维护国家安全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中国应高度重视美国网络空间战略的动向和变化,妥谋对策。     

梁启超：以“政体进化”为特色的中国宪政主义活动家

中国社会由君主专制向建立近代民主国家急速变化的大转折时期,作为近代政治家的梁启超与古代改良派划清了界限,即他将政治变革的希望明确地建立在“国民运动”的身上,这与革命派并无二致。然而与后者不同的是:其思想表现为重“政体理化”而抑“国体革命”,即希望通过“国民运动”,建立起以近代政党制度为主导,和向国会负责的责任内阁;而这种内阁又必须执行“保育政策”,便从经济、政治,乃至文化各领域扶助民力、民智以及参政能力的增长,使整个国家在较为稳定的社会环境中,实现向世界强国的发展。梁启超的思想包含着深刻的革命内容,正因为如此,当袁世凯要实行国体复辟的时候,他便旗帜鲜明地发动了倒袁护国战争。     

犯罪现场反常情况的成因

犯罪现场反常情况是侦查初期开展侦查工作的一大障碍;但只要找准其成因,并运用正确的方法加以识别和排除,据此展开侦查反而会成为侦破案件的一条捷径。犯罪现场反常情况的形成原因一般包括犯罪人的伪装、偶然因素的介入、环境因素、犯罪人的特殊犯罪目的、犯罪分子的附带作案心理等方面。     

雇主不当劳动行为的民事救济——基于我国和美国不当劳动行为救济制度之比较

我国《工会法》第52条规定的责令雇主承担不当劳动行为的民事责任,与美国《国家劳资关系法》第10(c)条的规定看起来很相似,相比之下,这一规范在美国劳动法的实践中很有效,在我国却极少被适用,解释方面也存在较大的分歧。美国是世界上最早创设不当劳动行为救济制度的国家,从《瓦格纳法》规定的雇主不当劳动行为的禁止规范及救济措施,到《塔夫托—哈特莱法》将适用对象扩大到工会和雇员,在雇用自由原则和劳资自治模式的背景下,其演变始终以保护雇员团结权的松紧程度和收放态度为线索。我国《工会法》现正处于第三次修改阶段,适时检讨第52条的解释和适用的障碍,还可以解决其与《劳动合同法》规范的竞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