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在建设责任政府过程中加强居安思危未雨绸缪能力建设的思考

建设责任政府是我国转变政府职能的重要内容,而要建立责任政府,就不能仅仅关注于对问题的解决及出现问题后的责任追究,它还必须更关注于对问题的预防,对潜在危机的消除。这就必须加强政府居安思危、未雨绸缪的能力建设。为此,政府不仅要提高领导者的相关素质,更重要的是要创新体制和机制,要在建立有效的政策监督、评估机制、建立权责明确的组织体系、加强政策研究机构建设等方面加大力度。     

应理性看待服刑人员的结婚行为

服刑人员虽然被判处刑罚,但结婚权属于未被剥夺或限制的权利之一。但由于人身自由的受限制,在客观上已无法通过自己的行为去实现结婚的权利。因此,这需要有关机关的配合与协助,而理性地看待服刑人员的结婚行为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论罪刑法定原则的社会基础

罪刑法定原则的立法化 ,当然离不了学者们的创构与证成 ,但是关键还在于社会的现实需要。在一定意义上讲 ,罪刑法定原则的立法化与社会的现实结构紧密相关。在中国 ,伴随着一元化社会结构的是源远流长的刑事类推制度 ,而随着市民社会的兴起和二元化社会结构的成长 ,罪刑法定原则终于实现了立法化。     

改造权力——法律职业阶层在中国的兴起

统一司法考试有利于法律职业者素质的提高和法律职业阶层的形成。世界各国都注重通过法律职业的建构来保证司法产品的高品质。中国传统社会权力结构的二元冲突体现在司法上 ,即是司法政党化、行政化和地方化。法律职业阶层的兴起是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的结构力学 ,是司法独立的保障。     

围绕构建和谐社会推进群众工作

群众工作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性工作。做好群众工作对于构建和谐社会意义重大。同时,建设和谐社会对群众工作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适应构建和谐社会需要,推进群众工作,必须从多方面作出努力。     

影响罪刑法定原则司法化若干问题之探析

罪刑法定原则纳入我国刑法典,具有划时代意义。但罪刑法定原则司法化在我国仍任重而道远。不能正确解读该原则,在观念上存在误区;刑法规则的模糊性与欠合理有违罪刑法定原则之要求;实践中相关制度与罪刑法定原则相冲突,这一切都严重地影响罪刑法定原则的贯彻落实。     

手机物证检验及其在刑事侦查中的应用

随着移动通信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广泛应用,手机内部包含的信息已经成为犯罪侦查重要的线索和证据来源。采用专门的符合物证鉴定原理要求的技术方法检验手机的SIM卡存储器、主板存储器和闪存卡,可以获得大量的手机使用者个人信息、通信内容信息、通信发生信息、使用者写入存储信息和手机设置信息等大量信息资料。手机检验结果给出的这些信息具有非常高的侦查和证据价值的,手机也因此成为物证鉴定领域内一个新的检验对象。     

破产实体要件的审理程序研究

我国现行《破产法》并未明确将破产原因等破产实体要件作为当事人争议和法院审理的对象为其设定正式的审理程序。司法实践中,不少法院是把实体要件和形式要件都放在破产受理这一程序中进行审查的,这样做虽可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人们对程序启动及案件受理效力等方面有关程序正当性的怀疑,但毕竟受理程序并非正式的审理程序,其程序空间较为狭小,难以承受审理破产实体要件的沉重任务。从增加整个破产程序运行的正当性和保障当事人的程序权利出发,新《破产法》有必要为破产实体要件设立较为正式的审理程序。     

创建学习型社会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课题

创建学习型社会 ,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 ,是提高全民素质的重大举措。创建学习型社会 ,是各级领导干部的重要职责 ,加快创建学习型社会的进程 ,创建学习型政党 ,是我们各级党组织和各个党员的共同责任 ,时代要求每一个领导干部都成为学习型干部 ,成为经济和社会的真正领导者和管理者。创建学习型社会 ,是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必然要求     

构建我国立法效果评估制度

我国的立法机关注重立法前的调研和论证,对立法后的实际效果缺乏有效的评估论证,某些法律法规部分被执行或落实的不彻底的现象严重存在,影响了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因此,必须建立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立法效果评估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