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盟争端解决机制的兴起、演进与启示

东盟争端解决机制自1996年正式形成以来,已历经1996年的《争端解决机制议定书》、2004年的《东盟促进争端解决机制议定书》和2010年的《东盟宪章争端解决机制议定书》三次变化。东盟争端解决机制的成因在于东盟区域一体化目标的推动以及“东盟方式”固有的制度缺陷。东盟争端解决机制的演进动因在于1996年的《争端解决机制议定书》缺乏操作性以及“规则导向”型争端解决机制在全球范围的兴起。东盟争端解决机制的三次变革可在争端解决机制的价值走向、模式选择及修正时机上给中国构建区域经贸争端解决机制提供一定的启示与借鉴。     

公共安全生产事故的产生与防范——政企合谋视角的解析

从政企合谋视角对公共安全生产事故的产生与防范进行解析,建立了一个中央政府一地方政府一企业的三层委托代理模型,考察了公共安全生产事故产生的机理,发现中央政府在对待政企合谋问题时,主要是在公共安全生产事故被披露时所造成的社会成本和对地方政府所付出的激励报酬之间进行权衡:存在一个临界值,当公共安全生产事故被披露时所造成的社会成本较高时,中央政府应对地方政府采取激励契约;当公共安全生产事故被披露所造成的社会成本较低时,则政府对地方政府采取固定报酬契约.进一步对模型相关参数进行比较静态分析,并据此对现实中的现象给予解释:(1)中央政府反合谋力度与社会发展阶段密切相关;(2)地方政府官员绩效考核体系不完善诱发政企合谋;(3)对企业惩罚的不可信加大了中央政府的防合谋成本;(4)公众监督降低了中央政府的防合谋成本.     

跨行政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绩效问责机制构建与应用——基于目标管理过程的分析框架

问责目标的整体性、问责过程的有序性以及问责标准的统一性是跨行政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绩效问责机制的根本特性.基于目标管理过程分析框架,以整体性绩效责任目标的实现为中心,构建了包括绩效责任目标确定、目标执行、目标评估、目标反馈和目标改进五个环节的跨行政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绩效问责机制基本框架.通过对京津冀地区进行应用检验,证实...     

量刑建议研究——以人民检察院的法定职能为视角

探究量刑建议的制度来源应该从人民检察院的法定职能来考察，量刑建议性质上属于人民检察院履行公诉职能的一项活动，是人民检察院公诉活动的一项创新机制。同时量刑建议又能对人民法院的自由裁量权起到软性制约的作用。检察院在量刑建议的实践中要处理好履行公诉职能与诉讼监督、提出量刑建议与尊重审判权、合法性监督与合理性监督这三方面的关系。随着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关于量刑建议的一些具体制度还有必要做出一定的调整。     

企业知识员工激励机制研究

企业知识员工激励是一个伴随知识经济时代而产生的新课题,对知识型员工进行激励,既要结合知识员工自身的个体特点,也需要综合考虑知识员工群体的总体特点,还要考虑知识员工的工作性质。企业必须构建灵活的福利和薪酬激励体系,满足不同类型知识员工的需求;必须营造宽松的文化氛围,提供知识员工自主的工作环境;必须对知识员工进行系统培训,为知识员工职业生涯提供发展空间。     

中国政府执行行为动力机制构成的实证分析——以湖北省为例

政府执行行为动力机制是政府执行行为维持、运作与演变的内在力量源泉。当今西方公共管理主流理论有关政府行为动力机制的核心理论前提是所谓"自利经济人"假设,政府工作人员一切公务行为的唯一动机就是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公共利益不构成政府执行行为的动机前提。本文实证分析表明,当前中国各级政府执行行为已经形成了以"公共性价值取向"价值因子为导向与核心,以"公共性利益因素"、"机关外部动力因素"、"制度因素"等三类政府执行行为影响因素为主要内外影响因子,密切相关、内在稳定的一个主流动力机制功能体系。不过,这一体系并没有完全排斥个体性利益与价值追求。中国政府执行行为动力机制的制度化、规范化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     

我国高速公路突发事件应急机制研究

目前，我国高速公路突发事件应急机制存在应急机构不健全、预防机制不完善、缺乏有效的预警机制和应急处置机构联动效率有待进一步提高等问题，应健全应急组织机构、完善应急预防机制、健全预警机制和建立健全应急联动机制，以进一步提高公安机关应对高速公路突发事件的能力。     

罗马法物权冲突及其解决机制探析

物权的冲突与协调是目前引起理论界普遍关注的一个问题。罗马法在物权的冲突与协调上有一些原初的规定 ,但欠缺系统和抽象。应重新对这些精辟但略显分散的规定进行体系化整理。整理分为两部分 ,一部分对罗马法物权冲突的类型和解决规则进行归纳 ;另一部分是对冲突的解决机制进行整理。通过整理 ,力求发现罗马法对现代物权冲突解决的启发意义。     

我国公务员激励机制优化的行政生态学研究

国家公务员激励机制优化是激励广大公务员实现共同行政目标的重要保障.但是在我国公务员制度的建立过程中,原有的干部激励机制正日趋失去其强大作用,与此同时却没有及时地建立起新的完善的公务员激励机制,使得公务员的激励难以产生预期的效果.作为公务员制度优化主体在特定行政生态下进行的活动,选择行政生态学作为我国公务员激励机制优化的方法论工具是极具解释力的.     

地方民主与公民参政的法定化制度化

我国宪法和法律规定了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基本形式,但长期以来,有关这方面的立法比较滞后;现实生活中,公民行使民主权特别是直接民主权缺乏法律保障,参政形式比较单一。按照党的“十六大”提出的“丰富民主形式”的要求,应研究实行地方民主,特别是直接民主的有益形式,建立健全地方民主和公民参政的法律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