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劳工组织机制中提高社会性别主流化能力”中国项目介绍

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后,国际劳工组织将社会性别主流化作为贯穿“人人享有体面工作”战略目标的重大问题,为此制定了将性别问题纳入主流的战略。为提高社会性别主流化的能力和促进就业政策中的性别平等,国际劳工组织启动了中国项目。为此,该项目在中国建立起“3 1”机制,为多部门推进性别平等的就业政策建立了网络和平台;该项目将社会性别主流化的理念和机制引入促进劳动就业领域,推动了社会性别分析方法在中国就业扶持政策和劳动力市场分析中的应用;该项目根据中国社会实际和本部门工作重点,开发了多种提高社会性别主流化能力的工具和手册。     

比较优势与制度安排

以“比较优势”“、有限(价值)理性”和“制度二要素”这三个基本假设为基础,以李嘉图所举的“英国和葡萄牙”为实例,对比较优势条件与制度安排的关系作了一个比较系统的探讨,结果发现:无论是从规则安排方面来说,还是从组织安排方面来说,比较优势条件都对制度安排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就规则安排而言,在比较优势太小和分工利益太少的情况下,保障分工的规则安排往往不存在;只有当比较优势足够大和分工利益足够多时,保障分工的规则安排才能出现;但当比较优势扩大到超过“自然分工条件”的时候,这种规则安排又会失去存在的必要。就组织安排而言,当规则供给的绝对成本一定时,绝对劣势方总是比绝对优势方作为规则供给者(组织)的相对效率要高。     

长春亚泰足球俱乐部诉中国足协案再评析——以公共职能为视角

从权力来源角度并不能充分证明中国足协具有行政诉讼被告资格 ,这是形式主义地理解《行政诉讼法》第 2 5条第 4款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1条第 1款所致。借鉴英国司法审查的理论 ,从公共职能角度重析中国足协的被告资格 ,结论是人民法院未必不能对中国足协的行为予以司法审查 ,北京市二中院的裁决或许是错误的     

世界贸易组织与中国律师制度功能

世界贸易组织对中国律师制度的经济层面的影响是显性的 ,对其政治影响所形成的制度演进是逐步的 ,甚至还有一些借助于经济影响量的积累因素。在世界贸易组织的经济融合过程中 ,中国律师制度应当实施相应的功能性改进。政府部门也应主动倡导、推进中国律师制度的功能价值。     

政府与社区组织:从纵向控制到横向互动——基于交易费用视角的考察

在讨论社区组织与政府的关系问题上 ,已有文献大多从社会关系的角度来讨论 ,忽视组织成本的影响。实际上 ,组织之间的联系存在着明显的交易费用问题。交易费用是影响组织分工的一个重要变量。论文从交易费用的角度探讨了社区组织与政府组织在科层组织系统内部实行分工协作的可能性和实现性 ,提出了社区组织与政府之间的分工协作关系以及由此所形成的委托代理关系。提出了社区组织与政府之间的委托代理基本模式     

对香港少年警讯的几点思考

香港少年警讯是香港警务处推行防止罪案工作中最为成功的项目之一,它的成功经验对我们有着积极的借鉴作用。我 们应当适应时代要求,转变观念,积极引入警察公关理念,对内地青少年教育资源进行有效整合。     

论新公共管理运动对行政主体理论的冲击

行政主体是行政法学中的基本概念。“行政机关”一词存在较大缺陷。新公共管理之非政府公共组织对行政主体理论产生了很大冲击。无论是为了解决我国实践中的法律问题 ,还是为了更好地与国际法学研究接轨 ,都应该扩大行政法学研究范围 ,扩大行政主体理论所涵括的范围     

非政府组织发展与社会稳定

我国市场经济的推行和发展以及政府职能的转变,使得非政府组织得以大量发展。一方面,非政府组织的发展能够从多方面直接或间接促进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整合,促进社会稳定;但另一方面,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在某些方面必然对社会稳定构成直接或间接的负面影响。因此,我们应加强对非政府组织的规划和管理。     

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敏捷性机制研究——四川省新冠疫情案例

大数据时代,危机背景下的敏捷治理是各国政府面临的热点话题和重要问题。新冠疫情这场公共危机给世界带来了巨大危害和挑战,也为地方政府部门的治理和创新提供了机遇。面对疫情,中国各省政府令行禁止,快速有效地控制了疫情蔓延,体现了特有的"中国速度"。本文以四川省的疫情防控工作为例,通过复盘典型案例揭示了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敏捷性机制。主要贡献为:(1)将敏捷性的内涵与特点拓展到公共部门的应急管理领域,识别出公共组织敏捷性体现为危机识别、流程以及双元敏捷性;(2)提出危机治理能力和高效的管控方式的动态匹配是获取敏捷性的核心要素,其中危机治理能力是实现敏捷性的基础,高效的管控方式是实现敏捷性的关键手段;(3)归纳了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敏捷性机制过程模型。本研究结论为各省政府的制度建设以实现敏捷治理提供有益指导,也进一步丰富了地方政府创新的理论基础。     

Over‐commitment and backsliding in international trade

‘International commitments pay’ could be the mantra of the current literature on 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s: tying their hands at the international level is a means for governments to push through politically costly, but ultimately welfare‐enhancing reforms. It is argued in this article that this logic has a limit, which can be empirically observed. Past a given point, further depth of integration increases odds of backsliding. This belief is tested in the context of accession to an institution whose rules have been heavily scrutinised: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 Countries with low rule of law are imposed a risk premium in the form of demands for deeper concessions, making ‘over‐committing’ possible. This relationship is used to assess the extent to which deeper commitments lead to backsliding. Industry‐level analysis supports these beliefs: deep commitments lead to increased odds of backtracking through a range of legal and extra‐legal mechanisms. Ambitious international commitments can backfi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