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法规定国际犯罪的立法模式探讨

国际犯罪分为"国际核心罪行"与"一般国际犯罪",它们源于习惯国际法或者条约国际法,但都被国际公约明确规定.我国缔结、加入了大量规定有国际犯罪的国际公约,而这些公约都要求缔约国通过国内立法对国际犯罪加以规定.因此,在我国全面或者大部分地规定国际犯罪,既是作为条约缔约国的义务,也是防止、有效惩治国际犯罪所必需的措施.鉴于我国的刑事立法特点,我们宜在刑法典中统一规定国际犯罪.即在修改刑法第9条、增加其对国际公约适用灵活性的同时,我们可以将一般国际犯罪根据其侵犯的客体规定于现有各章中,并新增一章"危害人类和平与安全罪"来规定战争罪、种族灭绝和危害人类罪这些国际核心罪行.     

冷战后联合国维和行动发展评析

联合国维和行动是联合国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重要手段.在美苏对峙的冷战时期,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发展受到极大的抑制.冷战结束后,新的国际政治与安全形势为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开展提供了前提条件和机遇,国际社会对维和行动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联合国维和行动得到了迅速发展并表现出许多新的特点和发展趋势.但是,由于国际环境的变化和日趋复杂,冷战后的联合国维和行动也面临着一些问题与挑战,这些问题和挑战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未来发展将产生重要影响.     

美国的伊拉克困局及伊拉克战争的遗产

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虽然美国赢得了最初的军事上的胜利,但是四年过去了,布什政府在伊拉克问题上陷入一种"撤不得、留不得、打不赢"的尴尬境地。美国之所以在伊拉克陷入困境,主要是由于布什政府在国家安全战略和对伊拉克占领政策的制定、执行方面出现了偏差。为了应付国内和国际社会的双层压力,在过去几年中,布什政府不得不不断调整其对伊拉克和中东地区的政策,改组其外交决策团队,排除新保守主义分子,逐渐向现实主义回归,但却始终未能稳定伊拉克的局势。伊拉克战争已经并将继续对美国、中东格局和世界格局产生深远的影响。     

论在大宗毒品犯罪案件侦查中运用诱惑侦查手段的必要性

大宗毒品犯罪在整个毒品犯罪中危害最大,采取“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的实施主体、适用对象、使用程序与证据规则等。     

云南新型毒品违法犯罪形势与对策研究

2006年《中国禁毒白皮书》指出:“在我国,滥用冰毒,氯胺酮,摇头丸等新型毒品人数不断增多,已形成传统毒品与新型毒品交叉滥用的局面”。云南由于受境外传统毒品与新型毒品渗透的不断加剧,致使吸食新型毒品人数逐年增加,给云南禁毒斗争增加了新的难度,禁毒工作面临着新的课题和困难。为此,治理新型毒品违法犯罪。首先,要加强禁毒宣传教育,提高全民防范意识;二是要加强打击力度,不断地开展专项斗争;三是要加强立法,尽快出台有关司法解释;四是要切实加强对娱乐场所的管理;五是加强禁毒队伍培训,提高打击能力;六是继续加强国际合作。     

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特点

在犯罪主体方面,黑社会性质组织人数众多,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具有一定的组织性;在主观方面,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犯意坚决,犯罪目标明确,主要是追求经济利益;在客观方面,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表现为有组织地使用暴力或腐蚀手段,对社会造成极其严重的危害。     

抗日战争与中回国家民族的双重统一

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华民族造成了史无前例的民族灾难,也在前所未有的广度与深度上激发了中华民族的民族仇恨与爱国热情。原本敌对的国共两党、彼此倾轧的国民党内部派系与心存疑忌的少数民族,在民族大义面前消融了内部隔阂,救亡图存的民族意识转化为团结御侮的救国实践。并上升为中华民族整体的行为方式与实践目标,国家与民族在国难面前达到了空前的统一。     

浅析日本政治右倾化

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再次参拜靖国神社,这绝不是偶然事件,而是有着深厚的政治右倾化背景。日本政治右倾化表现在参拜靖国神社,美化侵略战争;修改和平宪法;鼓吹“中国威胁论”,制造摩擦;妄图成为军事大国四方面。日本对侵略战争没有进行认真反省、清算;经济实力增强了日本的政治大国欲望,导致日本政治上的激进和右倾化现象。此外,日本文化的独特性,是日本政治右倾化的深层原因。日本政治右倾化,使东亚的和平与安全受到潜在的威胁。     

论战后初期日本军队的重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美国出于实现其“全球战略”的需要 ,扶植日本发展军事力量 ;日本在吉田茂战略思想的基础上 ,亦确立了渐进式扩军路线。以 195 0年朝鲜战争为契机 ,日本由组建“国家警察预备队”而迈出重整军备的第一步 ,至 196 0年前 ,日陆上、海上、航空自卫队已具规模 ,完成了三军重建工作。     

“冷战”时期之禁毒与美国外交取舍

"冷战"时期,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以联合国为舞台,借助新闻媒介之手,曾经展开过一场禁毒遏共外交活动。这既是当时特殊的"冷战"背景下美国遏制与孤立新中国的产物,更是美国对外政策实施过程中以话语权优势制衡对手的惯有手法,而由此助长了东南亚"金三角"毒品源地的坐大,则显然是以意识形态为标尺的"冷战"背景下禁毒外交取舍不当之"苦果"。唯有摒弃意识形态领域的偏见,保持禁毒的初衷不变,国际禁毒事业方能得以长足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