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lklore as a source for creating exile identity among Latvian Displaced Persons in post-World War II Germany

This article draws on archival and print materials produced by Latvian Displaced Persons during the years they lived in UNRRA refugee camps after World War II. Its focus is on the ‘how’ of their cultural production and identity formation in camps that were established to expedite repatriation but became instead contexts in which Latvians as social actors opposed the goals of authoritative others to endow experience with their own textual meanings. This essay demonstrates how they recontextualized a variety of folklore genres as flexible and powerful resources for addressing their existential crisis and for solidifying exile as the basis for living purposefully off the territory of ‘home.’     

大国安全与地区发展的悖论?——基于冷战早期美拉关系的考察

为了遏制共产主义的发展,战后初期美国积极在西半球编织反共防务安全体系。与此相比,美国对拉美国家的经济援助需求消极怠慢,对它们所面临的经济发展问题视而不见,采取了“贸易而非援助”的经济政策,激化了美拉矛盾。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些拉美国家实行了国有化和土改等民族主义改革,并同苏联加强贸易往来,反美反独裁的游击运动风起云涌。在美国看来,这与其在西半球的经济安全和反共战略相悖。为了化解危机,美国一方面以反共和集体安全为名,对“敌对”政权进行军事干预,另一方面也在不断调整自身政策,加大对拉美国家的经济援助力度。不论怎样,谋求和巩固在西半球的霸主地位始终是美国制定拉美政策的根本目的,安全和稳定是其维护的主要利益。在理论上,只有拉美国家的深层经济发展问题得到有效解决,才能消除不稳定的隐患,所以,美国国家安全与拉美地区发展是并行不悖的。但在现实中,由于拉美国家的既得利益集团与美国关系密切,美国不可能切实推进拉美国家的经济改革,同时美国又常以安全防务政策化解由经济发展引发的拉美问题,这种立场上的偏差注定了美国提出的经济改革方案的“无效性”,而仅仅是一种权宜之计。     

1963年印(尼)马对抗与东南亚地区之大国角力

1963年1月印尼因反对英国主导下的马来西亚计划而发起"印(尼)马对抗",在国际冷战背景下相关大国陆续介入,其中美国为防止印尼倒向共产主义阵营以及避免因《澳新美安全条约》而卷入军事冲突,在继续对印尼援助的基础上力主由亚洲国家自行调停解决,但美国政府的继续援助措施遭到包括英、澳、新(西兰)、马等国以及美国国会的强烈反对;英国、澳大利亚及新西兰在支持马来西亚成立和维护西南太平洋地区安全稳定的基础上,坚决反对印尼的对抗政策;日本在美国支持下积极重返东南亚市场,因此希望该地区保持稳定并提出池田斡旋计划;而苏、中两国从两大阵营对立和反帝反殖角度,分别从物质和舆论方面支持苏加诺的对抗政策。通过对印(尼)马对抗爆发期间大国角力问题的探讨,显示出东南亚地区冲突中所包含的冷战与非殖民化、革命与发展、东西方对抗与地缘政治矛盾等诸多复杂因素。     

试论加拿大越战政策从默认到自主的转变——以希伯恩使团活动为中心

越战前期,加拿大默认并配合了美国军事介入越南,但随着美国军事行动日益升级,它逐渐显示出更加自主的和平外交姿态,还试图在美国与北越之间进行斡旋.为此,加拿大派遣希伯恩使团负责沟通双方,并力促和谈.加拿大总理皮尔逊还发表坦普尔讲话,明确反对战争扩大化.加拿大从默认到自主的越战政策,是国际冷战局势重大变化在西方阵营内的折射,预示着加拿大将走向更独立的外交立场.越战时加美关系的演变是西方非对称性联盟固有结构性矛盾的一个缩影.     

《莱特战记》与大冈升平的战争观

大冈升平的《莱特战记》在详细记录太平洋战争末期日美两国军队在菲律宾莱特岛的攻防战的同时,也表达了作家本人对这场战争的看法。他一方面描写了战争的残酷,触及了日军的加害事实,批判了军队机构的冷酷,表明了反对战争的态度。另一方面,他又混淆战争性质,片面强调美国的战争责任,为日军的侵略罪行辩解,从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出发赞颂日军在战争中的抵抗。他虽然剖析了日军失败的原因,指出了日本军部在战争进程中的失误,但是并没有追究他们发动侵略战争责任的动机。     

浅析新时期我国毒品犯罪的主要特点及推进禁毒工作社会化

毒品问题是严重损害人类身心健康和国际社会安宁的一大社会公害。文章从我国当前毒品犯罪的宏观背景和危害性入手,着重剖析了我国毒品犯罪的诸多特点和存在原因,并源引最新的毒品犯罪案例和数据,对推进禁毒工作社会化作了树立禁毒新理念,加大投入,长期作战,全民禁毒等有针对性和操作性的探讨。     

抗战时期中共中央南方局外事工作历史考察

抗战时期中共中央南方局根据国际和国内形势的变化,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外事活动,富有艺术性地运用了党的统战策略,巩固和拓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和党的敌后斗争的援助与支持,扩大了党的国际影响、塑造了党的国际形象,并对建国后的外交工作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因此,考察中共中央南方局外事工作的起源、发展,研究其历史作用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     

论党在抗日战争中的成长及其现实启示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经受住了种种严峻考验,壮大了自己的力量,并逐步走向成熟,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认真总结党在抗日战争的艰难险境中的成长,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启示：党要始终代表和维护好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党要始终把思想理论建设放在首位,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党要努力加强执政能力建设,不断增强应对复杂局势的能力;党要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始终坚持和大力弘扬自身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日本预防毒品犯罪对策的重点及其启示

基于对禁毒意义的充分认识和借他山之石推动中国禁毒事业发展的朴素想法，介绍了日本的毒品犯罪现状、吸食毒品人群、毒品来源渠道以及毒品犯罪研究的领域归属等，着重解读了“对策”的重点“一体两断两借”。指出：中国禁毒必须扎扎实实“技术”攻关，准确定位禁毒技术，迅速建立并不断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断绝毒源”和“断绝客源”两大系统。强调：必须充分认识，禁毒是促进中国社会安定的维稳工程，也是民族抢救民族、人类抢救人类的自救工程。     

越南战争时期美国对柬埔寨中立的干涉(1956-1971)

本文重点探讨在20世纪60年代越南战争期间美国如何干涉柬埔寨的独立和中立,直至最后支持朗诺—施里玛达集团推翻西哈努克政权,而西哈努克又如何在国际冷战环境下争取国家的独立和中立的历史过程,由此揭示国际冷战对小国的重大影响,而小国在大国极端对抗中实际上难以置身事外,甚至难以维持独立和中立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