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能与角色:检察官客观公正义务的开拓与延伸——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为视角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检察官角色职能在既有的矛盾属性中向内收敛和向下潜深,角色职能的新变化促使检察官客观公正义务的具体内容也往深处延伸,需要从自愿性证明、被害人权益保障和量刑建议优化三个方面着重精细化。据此,应当根据检察官客观公正义务的下潜趋势,树立"自愿性"认定标准,赋予相关人实际的法律援助权利并搭建监督体系。同时,要重视被害人权利救济与司法效率提升的辩证关系,进行量刑建议的分类精准化,在实践过程中增强检察官自身法律专业能力,科学化、精准化量刑,并在与法官的相互配合中厘清二者关系,最后自觉承担"说明"义务,促进法治国家建设。     

论法官的职权调查原则——以职权主义刑事诉讼为背景的展开

职权调查原则,最早源于罗马法,成型于中世纪,指为查明真相,庭审法官(或审判长)可不受控辩双方所提供之证据材料的约束,而依职权主动调查及收集所有可能对揭示真相有意义的事实和证据。这是职权主义国家的通常设置,也是职权主义区别于当事人主义的核心要素。法官职权调查原则的正当依据在于实质真实,并不违背公正程序的要求,也不会压缩刑事辩护的空间。中国的法官职权调查原则备受诟病,核心原因在于特殊的诉讼权力构造,而非职权调查原则本身。在庭审证明实质化的大背景下,强调法官的职权调查原则是保障实质真实的需要,符合中国的职权主义传统。     

从“抽象证明责任”到“具体举证责任”——德、日民事证据法研究的实践转向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德国、日本民事证据法研究的发展沿革及最新趋势显示,客观(抽象)证明责任的主导地位正在被能更好解释诉讼证明实践的具体举证责任概念所取代。这一趋势启示我国民事证据法的研究重心也应转移到以表见证明、摸索证明、事实推定、阐明义务、证明妨碍等制度为主要论题的具体举证责任领域,以这一理论指导司法实践以实现案件事实认定过程中的信息最大化与诉讼公正。     

A.H. Tammsaare’s Truth and Justice as a Postcolonial Bildungsroman

A.H. Tammsaare’s pentalogy Truth and Justice is considered a central text in Estonian culture, perceived virtually as a second national epic. The article analyzes i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parative genre studies. It is discussed as an idiosyncratic example of Bildungsroman, a genre narrativizing modernizing change focusing on the lives of everyday individuals, thus symbolically domesticating and humanizing the global developments of modernization. The emplotment of Tammsaare’s novel is comparatively discussed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the Western European Bildungsroman on the one hand and of non-European postcolonial Bildungsroman on the other. The analysis enables to gain new insight into the reception and cultural working-through of the belated rapid modernization in Estonia. It also helps to explain the canonical position of Tammsaare’s novel in Estonian literature: The novel is a poetic tour de force that forges a both intra- and internationally acceptable model of modern Estonia.     

论党的三代领导集体理论精髓之继承与发展

“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分别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的精髓。它们之间的继承与发展既体现了这三种理论是一脉相承的体系,同时也明确显示了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集体都坚持进行理论创新,坚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只有很好地理解了这三个精髓之间的相互关系,才能更好地理解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的传承与发展,才能更好地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     

有关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几个问题

“司法机关无法查清巨额财产的真实来源”和“非法获取巨额财产”不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客观要件 ,本罪的行为只能是不作为 ,不作为特定义务的来源是司法人员的责令。行为人受到责令时 ,如实说明其巨额财产来源于贪污、受贿 ,不能视为自首。行为人的本罪被定罪判刑后 ,又查明其以本罪判处刑罚之涉案财产为贪污、受贿所得 ,则应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处理。国家工作人员的亲属可构成本罪共犯。为弥补本罪之立法缺陷 ,应直接将本罪以贪污或受贿罪论处。     

保险诈骗罪的认定

保险诈骗罪是指:投保人、受益人、被保险人以虚构的保险事实或者隐瞒事实真相的方法,进行保险诈骗活动,骗取保险金数额较大的行为。此罪的主观方面只能由故意构成。构成此罪以实际取得保险金为其构成要素之一,此罪存在未遂形态。《刑法》198条所规定之行为是数罪行为,而非“牵连犯数罪并罚”条款。此罪的共同犯罪的性质,应依实行犯的犯罪性质确定。     

标准之争，抑或观念之争？——对“客观真实论”与“法律真实论”之争的冷思考

“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都不是刑事证明标准。“客观真实论”与“法律真实论”之争是关于诉讼认识的观念之争 ,而不是关于刑事证明的标准之争。两者虽然在表面上就刑事证明标准展开了争论 ,但其基本观点却是一致的 ,学界将两者之争视为刑事证明标准之争的看法是一种误解。我国传统证据理论对刑事证明标准的错误概括以及对证明标准的主观性的忽视甚至否定 ,是这场讨论并没有真正涉及刑事证明标准的主要原因。     

论我国刑事诉讼的真实观

我国刑事诉讼真实观长期以来被客观真实说一统天下,近年来学者们相继提出了实质真实、形式真实、法律真实、相对真实等观点。客观真实说缺乏科学性,实质真实说由于人们的思维习惯容易引起误解,形式真实无法为人们接受,而法律真实说是不能成立的概念。相对真实说反映了诉讼的规律,具有普适性,可以作为我国刑事诉讼指导性的真实观。     

基本权利第三人效力的范畴与本质

基本权利第三人效力,也被称为水平效力、私人效力、基本权利在私法或私人法律关系中的效力等。第三人效力是指,基本权利能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可以对诉讼当事人之间的民事实体法律关系产生影响。实践中,公私二元划分是第三人效力探讨的基础;基本权利客观法属性是第三人效力的规范范畴;基本权利人类图像与自由权的多重面向是第三人效力的价值范畴;基本权利保护义务是第三人效力的义务范畴;基本权利取向解释是第三人效力的方法范畴。第三人效力具有体系正义、规范正义和个案正义的诉求,本质上是涵盖不同范畴的结构性效力。提出第三人效力的目的在于国家通过干预社会和消解社会不公正,为私人主体创造秩序和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