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实施问题研究——基于《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相关规定的思考

新颁布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从羁押必要性审查权归属、审查启动方式、审查内容、审查方式、审查效力等方面细化了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但调研显示,该规则在实施中却遭遇了困境,这种实施困境主要是因为审查人员存在认识偏差、审查内容设置不全面以及审查实施流程、审查期限、审查激励等制l度缺位造成的.为此,需进一步明确羁押必要性审查的价值、增补羁押必要性审查内容、设计羁押必要性审查实施流程、增设羁押必要性审查期限等制度,并将“安全变更羁押措施率”作为考核指标.     

我国刑事诉讼无救济规则探析

完善的法律规范要求对违法行为实施者进行有效的制裁以及对侵权行为的受害者给予必要的救济。我国刑事诉讼法由于缺乏对违反程序性规则的制裁，以及缺乏救济规范而使其权利保护色彩大为减弱，这种缺陷已不适应日益发展的权利保障的需要。应该重新构建我国的程序性制裁体系，维护诉讼程序的具体实施。     

关于加强海曙区酒吧业治安管理的调查报告

宁波海曙区酒吧数量增势迅猛,酒吧业刑事、治安案件主要包括涉黑、涉黄、涉财、涉暴、涉毒等五类案件,也呈上升发展态势。公安机关对酒吧业的治安管理面临着名分、政策、管理三方面的困惑。在加强海曙区酒吧业的治安管理中,需要在联席执法、行业协会、保安联动、专项整治等四个方面的工作中寻求突破。除此之外,还要着重强调依法治吧以及相关部门的密切配合。     

优惠性原产地规则中的累积规则研究

作为优惠性原产地规则的累积规则,已在普遍优惠待遇制度和优惠贸易安排中广泛运用,其作用也已引起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并在全球引发了激烈的争论。累积规则有五种类型,具有双重作用。用GATT/WTO现有的规则分析,会出现一个悖论,即允许累积会违反GATT/WTO的规定,不允许累积也会违反GATT/WTO的规定。国内外广泛的争论表明,在较长的时间内,只要优惠性原产地规则存在,限制性原产地规则就会存在,累积规则就会存在。中国在优惠贸易安排中的原产地规则中对累积规则的运用还很不充分,应充分借鉴泛欧模式中的实践,更灵活充分地运用累积规则,以更好地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     

民事诉讼证据中有关鉴定的诠释与规则适用探讨

"新《民事证据规定》"涉及鉴定条款占所有条款数量的四分之一,其中,新增条款又约占整个鉴定条款的60%。这种大幅度对鉴定问题的修订,彰显出鉴定在民事证据中的重要地位与实践中的突出作用。这些有关鉴定条款的修改、新增和删除,除理顺民事证据规定与民事诉讼法及其相关解释的关系和回应民众对鉴定的需求外,侧重于人民法院对鉴定委托的管理和对鉴定人活动的规范。具体体现为加强鉴定委托管理、强化鉴定人出庭作证、限制鉴定人撤销鉴定意见、严格鉴定人承诺和作虚假鉴定等方面的责任,尤其是鉴定费用退回的制裁方式。但也存在规范鉴定人和法官行为的失衡,以及条款间及其与相关司法解释的不协调问题等。对此需要在尊重诉讼规律、科学规律和证据规则本质的基础上,以司法改革、司法鉴定制度改革以及与相关法律、司法解释衔接和协调的综合视角对有关鉴定的规定作出理论诠释与适用说明,不宜孤立地解释条款的字面含义,以免导致实践适用上的失控。     

党政联合发文的备案审查问题

党政联合发文在我国国家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年来,党政联合发文数量日益增长,兼具党的文件与行政规范性文件"双重属性"的党政联合发文的备案审查问题日益凸显。实践中,党政联合发文存在法律性质不易界定、备案审查标准难以统一、备案审查主体不明、备案审查能力不足等问题。当前,可以从联合发文的属性识别机制、备案审查标准、备案审查主体、备案审查能力等方面予以完善。     

民间借贷纠纷之自由心证探究

在民间借贷纠纷中,一般认为借条具有既证明借贷合意存在又证明出借人已履行款项交付义务的证明作用.在原告持有借条的情况下,若被告不能举证证明自己的还款事实,从表面上看,则法官似乎可以理所当然地支持原告的诉求.然而,现实生活千姿百态,实践中民间借贷纠纷不乏各种错综复杂的情形,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准确认定案件事实就必须诉诸法官的自由心证.     

论当代反垄断规制发展趋势及对我国的启示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及以网络信息技术为标志的新经济的快速发展，形成垄断的原因、垄断在经济实践中的具体存在形式以及垄断对经济活动的影响都发生了显著改变。从“经济法的宪法”的反垄断法在新时期发展趋势上，分析产生此趋势的成因，有助于为我国反垄断规制工作提供有益的启示。     

非正式规则与法治:“中国难题”的挑战

主流观点认为,中国法治建设的最大动力和最大希望都来自对经济发展的追求,但是“中国难题”对此提出了挑战,其对非正式规则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正面意义的肯定,切断了法治发展的“社会基础论”的逻辑链条.非正式规则的流行及国家层面上的附和不仅弱化了自下而上推动法治变革的意愿,也同样阻碍了法治在“顶层设计”的突破.非正式规则虽然在一定时期内能够承担推动经济发展的功能,但是却可能造成多种法治缺陷,甚至可能使正式制度长期受到压抑,无法突破僵局.     

直接适用抑或非直接适用:WTO争端解决中的非WTO国际法规则

尽管WTO法没有明确规定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可适用法律的范围,但是在WTO争端解决中,直接适用非WTO国际法规则仍缺乏充分的法理依据。适用于WTO成员方之间经济关系的法律并不当然构成WTO争端解决中可适用法律的一部分。DSU的有关条款,比如第7条和第11条,也排除了直接适用其他国际法规则的可能性。DSU第7条限定专家组行使职权时必须适用WTO涵盖协定的有关规定,而DSU第11条仅提到客观评估"有关涵盖协定的适用性",从而排除了非WTO国际法规则的"适用性"。在WTO争端解决中,专家组和上诉机构未被授权直接适用非WTO国际法规则,但可以将其作为解释WTO涵盖协定的有用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