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冲突法向现代冲突法的转变及其特点

本文分析了传统冲突法由确定性、一般性和可预见性向现代冲突法转变的必然性和必要性。通过对“鲍勃科克诉杰克逊案”审理的分析,进一步突出了现代冲突法所具有的灵活性。     

从政企关系“潜规则”透视我国政企关系的模式缺陷

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是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不同的政企关系模式,会对政府和企业行为产生重大影响。从我国当前政企关系中“潜规则”的盛行,可以透视出我国政企关系的模式缺陷。要在经济运行中规范政府和企业行为,必须对现行的政企关系进行改革,建立市场主导型的政企关系。     

对《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的理解和适用

为了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处罚法》，进一步规范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在总结执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公安部对2003年制定颁布的《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进行了修改、完善。修订后的《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已于2006年8月28日以公安部88号令颁布施行。《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对维护法制的统一，规范执法行为，促进执法公正，保障公安机关依法履行职责．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研究“后过渡期”特点 促进中国经济稳定发展

入世后3年,中国的国民经济始终保持着平稳快速增长,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也在不断增强。2004年底到2006年底是中国入世的后过渡期。能否准确认识和把握后过渡期特点,能否从更大范围和更宽视野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能否充分运用WTO规则以趋利避害,提高应对市场开放冲击的有效性,关系中国能否顺利度过后过渡期,关系中国经济的长期繁荣稳定。     

法理学研究什么--从当前中国实践看法理学的使命

当前中国法理学有三种研究倾向,一种是启蒙(价值)倾向的法理学,一种是注释倾向的法理学,第三种是实证(规律)倾向的法理学.其中,第三种倾向是与法理学作为一门研究法律现实运作和演变规律的科学的性质相吻合的.否定法理学的科学性质,反而容易使它走上虚无主义的歧途.中国法理学当前要着重研究四个方面的规律研究世界范围内的法律演进的普遍规律,研究普遍规律支配下的中国法律演进的特殊规律,研究影响和制约法律运行的现实规律,研究依然影响现实法律的历史规律.就价值问题而言,法理学对中国法律未来的关注应该从对目标的价值论证转向对目标与路径的实证研究,研究多数人的目标选择及影响目标选择的复杂因素,而不是要代替人们选择法治目标及道路.     

对票据冲突法规则的探讨

从票据当事人行为能力、票据行为方式和票据债务三个方面,考察和比较了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国家以及日内瓦统一冲突法分约中的有关规则和判例。在此基础上,对我国《票据法》和国际私法“示范法”关于票据当事人行为能力、票据行为方式和票据债务的冲突法规则傲了简要评析,并提出了修改和完善《票据法》和国际私法“示范法”相关规定的立法建议。     

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村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经验

党在领导农村民主政治建设的过程中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农村民主政治建设 ,行为主体必须依靠广大农民 ;应当不断认识规律 ,遵循同步律、渐进律、实践第一的原则 ;必须坚持党的领导 ,加强理论思考 ,善于总结农村民主政治建设的经验 ,使之成为实事求是的基本环节和操作性的基本方法。     

宏观调控的法律规制

宏观调控问题已引起法学界热情的关注 ,但现有研究成果尚不足以形成立法资源 ,且学者间对宏观调控主体、领域、手段的法律规制等问题也存在着认识上的差异。立法上确定宏观调控主体 ,应以宏观调控的价值目标为根据 ;对宏观调控领域的法律规制 ,应把握宏观经济的层面界定 ;从逻辑学角度对现有宏观调控主体的研究成果进行检视 ,有利于确立宏观调控主体法治化的观念     

反对解释与法治的方法之途——回应范进学教授

针对范进学教授提出所有法律并不反对解释的观点,我认为法律解释的对象有三:一是事实,即通过解释赋予事实以法律意义;二是模糊不清的法律规定,即通过解释把不清楚的法律说清楚;三是对已做出的"法律"判断进行反思,对不符合法律思维的判断进行矫正。所有的法律解释都必须是根据法律的解释,这是法律解释的独断性要求。从法制原则上看,现行法律是解释的根据,而不是主要的解释对象。"法治反对解释的原则",反对的是对清晰的法律规定进行解释,并不是反对对事实以及判断的解释。法律适用是一个维护法制的概念,而法律解释的泛化或绝对化隐藏着很多瓦解法制的危险,其中最主要的是可能淡化法律的规范作用。依法办事是法治之途中最简便而有效的方法。     

权益变动披露规则重构的反思

2019年《证券法》对权益变动披露规则在信息披露规则、慢走规则以及罚则标准进行了重构,自修订成果来看,平衡理论没有得到贯彻,收购预警机制的功能进一步彰显。信息披露规则应结合最新个案逐渐形成标准,慢走规则宜保留并转向责任的分担。限制表决权及大额罚款的行政处罚仍是违规责任承担的主要方式,未来没收违法所得应有适用空间,并可探索代表人民事诉讼作为重要的救济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