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ules and Flexibility in Public Budgeting: The Case of Budget Modernisation in Australia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features of public budgeting that make it resistant to efforts to balance central oversight and situational flexibility. Its aim is to help explain why systemic efforts at budget modernisation in the name of ‘devolution’ may have failed to deliver expanded budget flexibility. After defining flexibility, and briefly surveying how it can be inhibited by budget practices using the example of collaboration, the paper applies a taxonomy of general ‘budget rules’ to illustrate the trade‐offs between control and flexibility. It uses an analysis of budget reform in the Australian federal government over the last 30 years to identify a key set of ‘legacy reforms’ – all intended primarily to enable budget flexibility – to show how their design and redesign were purposed as modification to the general rules, and how, ultimately, they were constrained by them.     

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司法实践实证研究-以W市刑事审判实务为视角

在我国立法层面逐步建立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背景下,非法证据排除制度能否发挥预期的效果仍取决于在司法实务中的贯彻落实情况。通过分析W市法院近三年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实际情况,我们发现实务中仍存在对非法证据的范围认识不统一、刑讯逼供、疲劳审讯等非法方法的界定不明确、重复自白是否可采具有争议、程序性情况说明尚普遍存在等问题。在司法实务中正确贯彻落实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实现对非法取证行为的一般预防功能,首先需要转变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观念,树立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并重的新观念,同时要着眼于我国刑事诉讼的现状,避免非法证据排除泛化。在具体操作上,要严格落实证明责任倒置原则,对控辩双方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中实行不同层次的证明标准,辩方提供的线索或材料只需达到“存在非法取证的可能性”这样较低程度的证明标准即可,控方的举证则需达到“排除合理怀疑”这样较高程度的证明标准。对于有辩护人的案件,尽量保证在庭前会议中最大可能地解决非法证据排除问题,避免不具备准入资格的非法证据进入庭审,在法官主持下,控辩双方在庭前会议中达成的协议应当具有约束力。     

传统中国纠纷解决机制的特点

传统中国存在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纠纷解决规则有自生自发性特点,解决纠纷的刑事法律发达,注重实质上的公正。从纠纷解决机制的演变来看,存在从重视调解向重视审判的趋向,对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可以使我们有效化解纠纷,促进社会和谐。     

法学话语中的法律解释规则

法律解释方法的核心是法律解释规则,即各种理解、解释和运用法律的规则。几乎所有关于法律解释方法的理论,其目标都是探寻法律解释规则的构建与运用。为了证成这一判断,梳理与不同意识形态相匹配的具体法律方法很有必要。这种概括不是对法律方法纯粹历史的考察,重心在于说明法律解释规则的实践意义。我国的法律方法论研究即将进入第二个发展阶段,即在关注一般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开始法律解释规则及其运用研究。这是展现法学理论和法律方法论实用品格的开始。对法律解释规则的认识可以从多个角度展开,重点从法治意识形态、法律方法的进化以及与相近概念的比较三个方面进行诠释。     

违约精神损害赔偿之可预见性规则的构建

可预见性规则是限制违约损害赔偿责任范围的重要工具。目前我国司法实践中涌现的违约精神损害赔偿案件愈来愈多,"违反可预见性规则扩大化适用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的背后凸显出传统合同法上的可预见性规则与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理论的难以兼容性,从"预见主体"、"预见时间"、"预见内容"、"预见标准"四个方面有针对性地构建违约精神损害赔偿框架下的可预见性规则成为必然。     

环境警察权的构成要素

在环境警察权的宏观结构中,权力主体、权力内容及其运行规则是主要的构成要素.环境警察权的权力主体是环境警察机关及其所属的环境警察,其机构设置及人员素质会对环境警察权的实际运行产生较大影响.环境警察权的权力内容不宜过多,应仅限于环境执法,主要包括环境刑事执法权、环境行政执法权和环境监督管理权.而环境警察权的行使则必须遵循法定性原则、有限性原则、公益性原则、程序性原则和责任性原则.     

试论习惯环保法

习惯环保法作为习惯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和习惯法相同的特性.习惯环保法在一个社会共同体内具有一定的确定性、统一性和权威性.习惯环保法多数扎根于少数民族地区,是因其特殊的环境或生活习惯所形成的.本文阐述了习惯环保法产生的民族渊源、社会学基础及对其今后的引导方向,认为习惯环保法的变迁决定于当地族群文化的变迁,而后者又决定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因而习惯环保法的变迁最终取决于经济的变迁.     

对司法推定若干基础问题的研究

在对案件进行裁判的过程中,遇到实体法缺乏具体规范时,基于何种理由认定有关案件事实,成为法官首先要解决的问题。适用司法推定,能够帮助法官摆脱案件事实不清、难以裁判的尴尬。长期以来,学界对于司法推定的相关基础问题缺乏应有的关注。对司法推定的概念、内在属性、构成要件、适用规则、诉讼价值、法律效果、司法推定权的行使和非理性因素的影响等问题进行系统的研究,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揭示司法推定的本来面目,并助力于该制度诉讼机能的正常发挥。     

海岛主权争端适用有效控制规则的国内法逻辑

晚近国际法院的实践催生了海岛主权争端中适用有效控制规则的日渐成熟和完善,然而,海岛主权争端的复杂性,导致了适用有效控制规则中所考量的各种因素或者证据的权重和分量的不同。在理解国际法的财产权逻辑日渐成熟和被接受的情境下,理解海岛主权争端适用有效控制规则的国内法逻辑,即从国际法体系中的"国内法"因素、国际法体系中作为"事实"的国内法以及国际法院的司法中证据规则三个角度来诠释适用有效控制规则的国内法逻辑进路,将为理性理解有效控制规则提供另一种绵长的动力。主要海洋国家的海岛立法表达模式表明,有效控制规制的适用不仅受到不同海岛立法的表达模式的影响和制约,而且理解适用有效控制规则的国内法逻辑的务实措施是强化国内立法,且必须明确国内法表达的类型、特点与机制。中国同周边国家的海岛主权争端为深入和系统地审视有效控制规则提供了实践经验和依据,更为海岛主权争端适用有效控制规则提供了理论修订机会。就中国而言,在理解海岛主权争端适用有效控制规则的国内法表达上,一方面要展开海岛立法的顶层设计,另一方面要有选择地强化特定海岛的专门立法。     

国家权威碎裂化:成因、影响及对策分析

近年来 ,国际上有些学者提出了对中国国家权威结构的新的分析范式 ,其核心论点是 ,随着改革的深入 ,中国的国家权威正经历着一场碎裂化的过程。国家权威碎裂化在现实的政治行政过程中有种种表现 ,较集中地表现为公共政策的“非公共化” ,行政过程中执法者个人对自我利益的追逐 ,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滥用 ,以及非正式规则的盛行等方面。克服国家权威碎裂化是一个必须面对的严峻课题 ,制度整合、政策整合、权力整合 ,职能整合 ,以及利益整合对于有效防止国家权威的碎裂化极为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