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我国加入WTO后治安警务工作需注意的几个关系

治安工作是公安机关的重要职能之— ,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 ,治安警务工作需注意的几个关系要认真研究和明确 ,才能担负起维护社会治安稳定、治安行政管理、治安服务社会、打击违法犯罪的任务。需注意的几个关系 :一是在大局问题上注意开放与稳定的关系 ;二是在尺度把握上注意宽松与严格的关系 ;三是在法规扬弃上注意清理与建设的关系 ;四是在工作重心上注意管理与服务的关系 ;五是在警务执法上注意保护与打击的关系 ;六是在发展借鉴上注意继承与学习的关系     

国家公园法是否应当确认游憩功能

研究者对于正在制定的我国《国家公园法》是否应当确认游憩功能,尚有争议,这将直接影响该部法律的相关制度安排。否认立法应确认游憩功能的观点,具有保护环境的合理性,但未关注国家公园的全民共享性,未以发展的眼光看待保护理念与国际潮流的顺应,欠缺科学性。通过立法确认国家公园的游憩功能具备自然基础、现实基础和社会价值。国家公园游憩功能的法律确认与制度安排,以游憩功能的法律属性界定为核心,游憩不是自然权利及法定权利,也不是主观权利,只能是客观秩序,公众无法向国家提出诉求,游憩利益只有依托国家履行义务才能实现。我国《国家公园法》的相关制度安排,应以管理主体的职责配置为重心,充分保障游憩这一客观秩序的实现。     

“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落实‘爱国者治港’根本原则”专题研讨会综述

全国港澳研究会于2021年2月在北京举办"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落实‘爱国者治港’根本原则"专题研讨会。夏宝龙同志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爱国者治港"的重要论述,是对香港回归以来"一国两制"实践经验的高度提炼,是对"一国两制"实践规律的深刻揭示,为推动"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保持香港长治久安指明了方向。"爱国者治港"是"一国两制"方针的核心要义,是推进"一国两制"事业的时代呼唤,要坚持"爱国者治港"的客观标准和要求,对相关制度进行完善。与会专家学者表示,"爱国者治港"是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重要前提。香港现行选举制度还不能为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需要尽快加以完善,修补漏洞。     

法律认知和法律原则：情感、效率与公平

情感、效率、公平是人们认知活动中惯常的三个进程。对应这三个进程,人们对法律的认知有一些基本的原则。这些认知互动既可能形成社会自发秩序,也可能为法学提供一个基于认知背景的分析框架,有助于法学应对实践问题。“公平主导”的一个简单回答是,面对不同场合,情感、效率、公平三种进程被激活的程度不同。大体上,家庭场合激活情感,工程场合激活效率,市场和法律则更激活公平。在实践中,公平主导的法律原则由于比较接近主流社会认知,所以法律规范在社会中往往可能“自执行”,无需全靠外界监督或者激励。公平原则也有其自身的局限。虽然规范和原则很重要,是社会秩序的母体。但是,公平原则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缺乏制度上的法治,光靠情理法是不足的。所以现代社会形成了规则化解决纠纷的机制,这就是二阶意义上的法律。     

加强密集型中心商区治安管理的基本思路

城市密集型中心商区主要有传统繁华商业街、特色商品集中商区和综合性大型中心商区等类型。随着客流、物流和钱财的大量聚集,城市密集型中心商区可能会产生侵财类违法犯罪增多、消防安全隐患与道路交通拥堵突出等治安问题。因此,应当通过成立专门管理机构、落实商企治安管理责任、建立实时图像监控系统以及加强消防安全监督检查等途径加强密集型中心商区的治安管理。     

地区主义与地区秩序构建:一种分析框架

作为地区研究层次的两个变量,地区主义与地区秩序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地区主义的产生与发展,很大程度上源于国家的自愿选择与共识,这种运行方式维护了地区所有成员的利益,从本质上保证了地区秩序的有效性、合法性和持久性。从地区发展的实践来看,构建地区秩序的模式主要有外源强制型、内源强制型、外源合作型和内源合作型四种。地区主义的发展改变了地区各政治实体之间的互动关系,通过价值观念与地区认同、地区制度以及地区主义的政治经济影响等因素促使地区秩序逐步从外源强制型向内源合作型演进。     

论“平安世博”视域下治安复杂地区长效管控机制建设

加强对治安复杂地区的管控是世博安保工作"从严从紧,以面保点"总体思路和原则的重要内容。公安机关要以世博安保工作为契机,建立与完善治安复杂地区长效管控机制,维护好社会稳定。     

虚拟社会对现实社会治安的影响及管理对策研究

虚拟社会违法犯罪案件逐年增多,对虚拟社会治安问题进行综合整治已成为公安机关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加强虚拟社会治安管理的对策主要有:健全法律法规法;建立一支不受地域管辖限制的网上专门警察执法力量;提高网络监测技术手段;将虚拟社会治安管控纳入"三基"工程建设等。     

Reinterpreting India's Rise through the Middle Power Prism

Abstract

India's spectacular rise in recent years has been the source of hyperbolic theorising and speculation on its major power status. Middle power theory offers a set of dynamic analytical parameters which allow for re-evaluating India's global influence and identifying both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of its power projection and resources. Placing emphasis on themes of Third World leadership, good international citizenship, multilateral activism, bridge-building diplomacy, and coalition-building with like-minded states, the middle power concept can encapsulate key aspects of India's contemporary agency and account for structural dynamics which constitute a reformist world-view through the reconfiguration of the Indian state within the existing world order. Overall, middlepowermanship delineates fundamental continuities in India's foreign policy tradition, epitomises India's existing position in the neoliberal world order, while providing a good indication of the directions India will take on the global stage in the short and medium-term.     

“印太战略”:以美印日澳的战略逻辑、利益与策略选择为分析视角

"印太战略"是美国均势+有限遏制+规制+话语诋毁的混合型战略。它意在前沿、中间地带与后方的三层构建不对称的对华遏制性力量,突破中美双边、单区域战略竞争的狭窄战略空间;在多地域与多维度孤立中国,拉拢更多国家在产业价值链、数字经济等层面与中国切割;制订基础建设投资透明化的新标准,嵌入有利于美国利益的规制;通过国际法、舆论等软性手段抹黑中国的"一带一路"与海权发展。虽然共同逻辑都是制衡中国崛起,但日澳印在策略上强调非对抗性。其中避免成为中国优先反制是日本重要的策略目标;印度在拉达克边界冲突后尚没有形成一个完全倒向美国的战略,因为这必定使其背上沉重的战略包袱,成为美国的附庸;澳大利亚作为地缘政治影响有限的中等国家,在美国反华行动中冲在最前列已使其利益严重受损。而"印太战略"与东盟所推动的包容性、合作安全理念也有着本质的区别,东盟要在"印太地区"发挥中心领导作用,定位"印太"为对话与合作区域。所以由于东盟的抵制、印日澳的消极政策,这个战略形成的攻势将很难保持可持续性,其长期前景并不看好。